严格规则主义及其对中国宪政之影响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Influence of Doctrine of Strict Rules on China’s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简介〕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我们必须克服它对宪政的消极影响，包括：宪法规范重实体轻程序，宪法实施依靠外在强制与监督，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人权不能得到切实保障及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关 键 词〕严格规则主义 宪政 影响

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它曾是欧洲大陆法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司法观念。中国在近代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加入了大陆法系国家的行列，自然也受到了这一司法观念的影响。其实，严格规则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近代中国正是因为具有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严格规则主义传统，再加之二者相近的国家主义观念、法典编纂观念及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审判方式，才加入了大陆法系国家行列的。[1]虽然从根本上说，我国宪法被排除在司法之外，但是，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包括立宪、行宪、护宪[宪法监督]的全过程以及人权保障、民主制度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宪政建设的偏离。研究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将有利于反思中国宪政的发展思路。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即成文法均具有严格规则主义的特点。首先，严格规则主义与公法、私法的划分传统相伴随。由古罗马注释法学派创立并为大陆法国家法律实践所强化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依据有二，其一是“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有的问题，仅就一般利益与特殊利益不能在同一架天平上衡量而论，这类关系也要求其规定不同于私人间关系的规定。”其二是“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2]公、私法的划分与严格规则主义的关联在于：第一，这种法律分类“十分强调和相信形式上的定义以及定义之间差别的有效性和适用性”。[3]这是公、私法分类的逻辑前提，它构成了法律严格规则主义的实质意义。第二，私法自治理论的形成，促进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近、现代公法[特别是宪法]观念的产生。有关私法自治的思想集中反映在十九世纪法国、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的民法典中，这些法典被认为发挥着类似宪法的某些作用，[4]即对个人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强调，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是私法自治的进一步要求，人们认识到“国家不再受神权君主的统治，应该按照符合理性的方式组织起来，尤其重要的是有效地保证公民的自然权利，反对滥用权力”，[5]自然法学说是私法自治的理论表达。限制政府权力、保障私权的现代宪法观念，是私法自治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果。私法自治、宪政价值均通过严格规则予以实现，“19世纪的欧洲大陆基本上处于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时代。”[6]

其次，严格规则主义同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传统相联系。[7]大陆法历史中仅有的两次大规模法典编纂即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和19世纪欧陆诸国的法典编纂，都与严格规则主义相关联。查士丁尼的法典编纂使罗马法失去了其体系的灵活性或适应性因素，并演变成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模式。[8]19世纪欧陆诸国法典的编纂，是查士丁尼法典编纂的“复兴”，但严格规则主义达到了顶峰。严格规则主义19世纪在欧洲大陆的盛行，深受当时欧洲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9]严格规则主义是成文法的内在要求，“成文法的形式即意味着立法者和司法者在人民的监督下立法和司法，防止立法的任性和司法的专横，给可能使性的烈马戴上了笼头”。[10]到19世纪下半叶，大陆法系国家发生了吸收自由裁量主义因素的变化，[11]并最终形成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并立的以民法基本原则处理法律局限性的模式。[12]

严格规则主义也是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中潜在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法家主张法令要具有绝对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13]法律由君主“独制”，法律的绝对权威即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意味着法律被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是君主意志的完全体现。这是一种在君主之下的严格规则主义，只对具体执行法律的各级官吏才有意义，君主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严格规则主义的实现，一方面依靠外在强制力，君主“抱法处势”，[14]官吏严于执法；另一方面依靠道德教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力图达到人人知法且自觉严格守法。由于中国“重刑轻民，以刑为主”的传统，严格规则主义在古代司法中主要体现为绝对法定刑主义，即立法者尽量在罪行与刑罚及其赎换刑之间确定一一对应的数量关系，力图避免法官的自由裁量，有人将之概括为“量刑的机械化”。[15]中国近代法制现代化是以法典的现代化为指归的，清末修律和当代的一系列立法，无不主要以法典现代化为诉求对象。法典化运动，一方面使传统中严格规则主义得以保留，另一方面又因对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观念的“移植”而得到强化。[16]

严格规则主义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深刻而全面的，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较全面而深刻的分析。限于本文意旨及篇幅，笔者在此仅粗略分析严格规则主义对宪政的影响。在具体分析之前，必须明确，我们不宜用是非对错来对严格规则主义进行价值判断。严格规则主义反映了一种追求法律条文与社会现实绝对统一、绝对和谐一致的法律理想主义，可以把它看作是法治的最高境界。强调严格执法与严格守法是其合理的价值内核，其偏差在于将这一合理价值绝对化。众所周知，近10余年来强调严格执法和严格守法对推动我国宪政、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任何最优方案都只能获得廉价的、理论意义上的喝彩而为现实所拒斥。”[17]严格规则主义几乎不可能真正实现，勉强施行必然带来消极后果。对宪政而言，其影响主要是：

1、宪法规范重实体而轻程序，重程序的外在价值而轻程序的内在价值。在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人们预期法典的运用将足以解决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问题。法官不折不扣地适用这些条文，他们只能简单地充当法律的喉舌。这被称为法官的“售货机模式”。[18]“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设计和建造的机器的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也与机器无异”。[19]司法的关键是法典中实体规则的实现，程序附属于实体，仅仅是保证实体目标即程序的结果正确的工具，只要结果公正，程序过程无关紧要。严格规则主义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程序，而只是程序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这一点在我国宪法中体现明显，现行宪法中实体规定非常完备，程序性条款却“过少不严密，过粗不细密”。[20]甚至在宪法学的研究中也“多注重国体政体、权利义务等实体部分，于程序问题不免有轻视之嫌”。[21]至于宪法程序的价值至今仍有人认为，“宪政的程序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22]人们似乎认为，正义问题在立宪和修宪即宪法规范中即已全部解决，程序公正与否以及是否有效益，是否尊重人的尊严等无关宏旨。

2、缺乏宪法主体间内在制约机制，宪法规范的实现依靠外部环境与外在监督，宪法主体须具有极高素质。这是由程序缺乏及程序工具观所导。“公正的程序本身就意味着它具有一整套能够保证法律准确适用的措施和手段，并且由此形成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常规机制。”[23]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宪法程序的缺乏及对于宪法实体的从属地位，使宪法主体之间不能运用程序来进行博奕、交涉、协商从而达到有效制衡，宪法主体也不能因程序而自律。宪政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如下的条件：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自由的经济制度，民主的市民政治，人文的文化背景等。体现于宪法实体规定中的宪政目标须与外部环境协调一致，宪政主体严格行宪不是来自宪法本身的“依据”[如程序约束]，而是来自自由的经济、民主的政治、开放的文化甚至还有约定 成的习惯的支持。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及开放的文化是早期大陆法国家如法国等宪政一举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后大陆法国家如中国虽经数十年努力至今仍未建成宪政的根本症结。②完善而有效的外在监督。缺乏程序主体之间的意思沟通或交涉，宪法主体得不到对象主体的回应，也不能通过对象主体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并检验宪政目标的社会效果。同时，由于缺乏主体之间的制衡及自律，宪法主体可能滥用权力而不自知。强化外在监督是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实行宪政的必然选择，也是严格规则主义本身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③公民须普遍具有高素质。宪政的目标寓于实体规定之中，宪法实体规定就是程序的结果。公民必须具有较高的宪法、法律意识与水平，才能够准确地理解并找出宪法规范中的实体结果，否则宪法会被无意识违反，宪法权利被侵犯也不自知。公民的高素质，是宪政目标自动实现的保证。人人都是宪法专家，宪法条文方可能“严格”实施。中国当代正轰轰烈烈进行的普法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趋势。须指出，由于法律水平的不同，换言之即人们对法律特别是实体规定认识的差异，可能导致对实体结果正误判定的不确定性。随之而来的对法律条文简明、确定性的不懈追求，是严格规则主义这一趋势的附产品。

3、宪法几乎被排除在司法之处，宪法悬置与“细则化”并存，缺乏违宪审查机制，修宪频繁，宪法权威低落。在严格规则主义下，立法者凭着对理性的盲目信仰，力图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典体系，把法律的调节之手伸进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追求详尽具体、无微不至的规定。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法国家的法典运动是其典型。[24]中国最近的几部宪法都力图对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作较完备的规定，1988年以来针对82年宪法的三次修宪都集中体现了经济制度方面的大幅度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严格规则主义的影响。法典越完备、越具体，其规定越难以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相协调。久之必然导致宪法规范悬置[即宪法规定由于客观条件变化或主观原因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最高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的两个“批复”禁止在司法判决中引用宪法条文，其实这并不是我国宪法难以司法化的原因，而是严格规则主义的宪法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的结果。如允许法院判决引用宪法条文，则必定允许当事人及其律师将宪法条文作为其主张之法律依据。由于缺乏相关制度与程序，政府与法院将难以应付；同时，宪法条文本来就难以实现，司法化的结果只能是加剧或激化宪法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因此，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势所必然。宪法实施的另一个理论由此得到强化：宪法与其他法律是“母子”关系，“子”法依据“母”法制定，是“母”法的具体化，“子”法的效力来自于“母”法，“子”法的制定即“母”法的实施。为保证宪法规范的落实，必须制定一系列完备、配套的法律，并予以严格实施。宪法的效力依托于这些法律，宪法的实施被置换为法律的实施，法律俨然是宪法的“实施细则”，我把这种倾向称为宪法的“细则化”。[25]宪法的“细则化”，严重侵蚀了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细则”实际上就是宪法条文的详尽展开和解释，而宪法本身规定的宪法解释则形同虚设。[26]依据严格规则主义的理论，“细则”严格依据宪法条文制定，因此，理论上不存在违宪之说，实践中也不存在违宪审查机制。违宪审查的缺乏，进一步使宪法的法律性及权威丧失殆尽，并最终使宪法沦为“政治宣言”。[27]而且，在严格规则主义条件下，宪法与社会生活“短路”连接，“保守”、“落后”的宪法难以跟上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频繁修宪反映了宪法试图与时代保持一致的努力。“司法是法律完善的途径。”[28]宪法被排除在司法之外，缺乏违宪审查，宪法成为“圣物”，失去了在实践中说理、论证的途径，这极大妨碍了宪法自身及宪政学说的发展。

4、人权得不到切实保障，宪政民主的程度不高。人权的切实保障，是现代宪政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目标。在严格规则主义下，人权的保障大打折扣。上文提到的程序及违宪审查机制的缺乏、司法领域对宪法的排除，已揭示了宪法条文难以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实现的缘由，这自然包括宪法中的人权规范。严格规则主义对人权保障的影响，表现在：一是在观念上，大陆法国家宪法作为成文法律所具有的普遍性技术特点[29]使宪法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宪法常常在获得了一般正义的同时丧失了个别正义，获得了普遍人权的保障而丧失了具体人权的保障。日本宪法学家佐藤功在比较英、法两国宪法史时指出，“英国宪法完全是历史的产物，是由于许多无意识的因素而形成的，”“法国的宪法则是有意识的产物”，“英国人追求的是经验的真理，而法国人追求的是绝对的真理”。[30]宪法作为有意识的产物，追求绝对真理，是大陆法国家宪法的共同特征，这也是大陆法国家成文法所具有的普遍性技术特点的反映。二是在实践中，人权的司法保障很不充分。在西方，一般认为，“一旦把人权托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31]而在中国，由于宪法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宪法人权的保障并未进入司法。而且，即使经其他法律 “细则化”的宪法人权规范能够进入司法领域，也因为严格规则主义在司法过程中的贯彻，法官丧失了对具体人权、个别正义的衡平功能。确定性是成文法的另一个技术特点，[32]这与民主大异其趣。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的民主的根本特征是“所指对象的不确性”，即“在民主制度中，政治过程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取决于参与者在包括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在民主制度下任何人都不能够肯定他们的利益最终将占上风”，“所有的力量都必须反复进行斗争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没有人能等待事后对结果加以调整，每一个人必须将其利益置于竞争和不确定性之下”。[33]作为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基本形式的成文宪法，处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内在紧张之中，宪政的关键便是在二者之间划定一个限度。然而，在缺乏完备公正程序，宪法权威低落且对违宪无恰当机制进行校正的情形下，宪法规范难以获得普遍遵从，宪政民主程度不高。


注释：

[1]具体分析参见郝铁川：《当代中国与法制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40—51页。

[2][5]〔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74页、75页。

[3]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18页。

[4]〔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转摘自肖金泉主编：《世界法律思想宝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28页。

[6][7][8][10][11][12][17]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152页、193页、193页、133页、230页、314页、317页。

[9]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154—177页的分析。

[13]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157页。

[14]武树臣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6页“抱法处势”条：君主应以法为本，即“抱法”；集权于一身，即“处势”。该条还说：韩非认为“势”即君主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地位，是君主推行“法治”的保障。只有有“势”的君主，才能令行禁止。笔者认为，“处势”之君主是严格规则主义实现的最大外在强制力量。

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金阳新区征地拆迁和安置扶助被征地农民的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

《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金阳新区征地拆迁和安置扶助被征地农民的暂行规定》已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六年二月十三日







贵阳市人民政府关于金阳新区征地拆迁和

安置扶助被征地农民的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做好金阳新区征地、房屋拆迁和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工作，维护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稳定和金阳新区的开发建设顺利进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金阳新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金阳新区集体土地范围内，进行征地、房屋拆迁和对被征地农民扶持扶助等事宜，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被征地农民是指被征地超过60％（含60％）的农民（以下简称被征地农民）。

第三条　征地实行公告和登记制度。被征地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金阳新区开发建设的需要，积极支持征地和房屋拆迁工作，不得无理阻挠。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的，由金阳新区管委会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协调解决，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报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地方案的实施。



第二章 征地政策



第四条　金阳新区的征地由市政府统一依法办理，具体由金阳新区管委会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实施。

第五条　凡在金阳新区规划范围内征地的补偿标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省、市人民政府的相关规定执行。

征地面积是指被征地的正投影面积。征地中推行仪器丈量的方法，实地测量地亩图。

第六条　严禁各种非法改变土地用途的行为。对发布征地预告通知后抢栽抢种的各种农作物、花木、苗圃，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鱼塘等各种设施，不予补偿。

第七条　土地补偿费村级集体留成部分主要用于发展村级经济，安置被征地农民，提高被征地村的农民生活水平，也可以连同其余集体资产组建社区型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等。



第三章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政策



第八条　拆迁村民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可选择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或者划地迁建。在新区规划中应当规划村民住宅房屋安置用地，安置房必须严格按照规划建设。

第九条　实行货币补偿的，被拆除房屋估价按照《贵阳市房屋拆迁估价规定》（市人民政府142号令）执行；实行产权调换的，依据被拆迁人的房屋所有权证，由拆迁人在新区规划定点地区，按照住宅小区设计统一建造多层或者高层成套住宅用房，按下列标准进行产权调换：

（一）原房建筑面积超过24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为240平方米。原房建筑面积超过240平方米且有合法手续的部分，由拆迁人采用货币补偿方式给予被拆迁人补偿。

（二）原房建筑面积在240平方米以内的，按原房建筑面积结算。安置房建筑面积大于原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内部分，被拆迁人不补款；安置建筑面积大于原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外，40平方米以内的，由被拆迁人按房屋成本价补款。安置房建筑面积大于原房建筑面积40平方米以外部分，由被拆迁人按房屋市场价补款。实行按房屋成本价补款的，原被拆除房屋建筑面积须不超过240平方米。安置房建筑面积小于原建筑面积的，其不足面积部分由拆迁人对被拆迁人按房屋成本价进行补偿。

（三）原房人均建筑面积不足20平方米的，按人均20平方米安置，安置房建筑面积超过人均20平方米，其超过部分在10平方米以内的不补款；10平方米以上，40平方米以下的，按房屋成本价补款；超过40平方米的，按市场价补款。

被拆迁人在同一拆迁范围内有多处合法手续住房的，合并计算其原住宅用房面积。

第十条　实行划地迁建的，由拆迁人按原房土建造价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被拆迁人迁建房屋应当符合规划要求，每户迁建房建筑面积不得超过240平方米。

第十一条　凡原住宅用房未经批准改作非住宅用房的，拆迁时仍按住宅用房安置补偿。租（借）住宅用房作非住宅使用的，对承租（借）人不予安置补偿。

第十二条　拆迁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必须无条件拆除，一律不予安置补偿。

对非农业人口及外来人口在金阳新区范围内的集体土地上购房、建房，未按法定程序审批取得合法建设手续，未办理产权登记的，一律不予安置补偿。

房屋拆迁公告发布后，在拆迁范围内进行装修、新建、翻建、扩建的，一律不予安置补偿。

对在规定时限内自行拆除违法建筑的，按以下标准给予奖励：砖混结构80元/m2；砖木结构50元/m2；其他结构20元/m2。

第十三条　新区规划范围内，修建用于安置村民的住宅房屋，享受经济适用住房的有关政策。在领取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权属证书后，产权人转让房屋的，按贵阳市经济适用住房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标准补交土地出让金后即可上市交易。



第四章　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政策



第十四条　实行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制度。按城市规划集中开发的区域，经批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后，可留给被征地村不超过被征地总量8%的用地，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用于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

按被征地总量的8%留有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仍有困难的区域，开发建设单位可以跨村异地安排或者以货币形式予以补偿。

第十五条　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的选址，既要服从金阳新区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又要有利于村集体经济发展，统一布局，合理安排，相对集中，集约使用，提高土地利用率。

金阳新区17平方公里规划区范围内的具体留用地块，由金阳新区规划建设部门确定；17平方公里规划区范围以外至106平方公里规划区范围内的具体留用地块，由市规划局、金阳新区规划建设部门、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部门以及所涉及到的行政区的规划建设部门确定。

第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要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前提下，用好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发展优势产业，培植稳定的收入来源，保障村民的生产、生活。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经营可以采取集体经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等多种方式。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未经金阳新区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联合批准不得转让。

（一）建设项目需使用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的，须经法定程序批准后方可建设。

（二）留用土地必须作为村集体经济长期稳定来源之一。在符合金阳新区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经金阳新区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建设部门批准，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可以由村投资开发、建造综合用房或实行土地有偿出租。

（三）留用土地经依法批准后，必须落实建设资金，并在1年内按项目开工建设。

（四）行政划拨的村集体经济发展留用地须经所在村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经依法许可并补交土地出让金后，方可转让、抵押和担保。

（五）被征地村如不需要留用地的，其应得留用地由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依法组织出让，出让金额返还村民委员会，用于被征地村农民养老保障和解决被征地农民生活问题。



第五章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



第十七条　为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按照被征地农民个人投入和政府适当补助相结合的原则，制定金阳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政策。

第十八条　适用范围和对象

（一）经批准“村改居”的原建制村居民；

（二）经国务院或省人民政府批准土地全部或大部分被征收或征用的人员。

第十九条　享受的条件和标准

（一）按本规定参加农村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并按规定标准缴纳养老保障费的被征地人员（以下简称参保人员），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时，可按月享受规定的养老保障待遇。

（二）按月享受的养老保障待遇标准分1档、2档、3档。待遇标准为：1档200元；2档180元；3挡160元。参保人员享受待遇的档次必须与其缴费的档次相对应。

（三）养老保障待遇水平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情况和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情况适时调整。具体调整的时间和待遇水平，由市财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金阳新区管委会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提出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四）参保人员按月享受的养老保障待遇，实行社会化发放。

（五）参保人员死亡后，其亲属应在30天内通知养老保障经办机构并办理终止养老保障手续。其尚未领取或领取后剩余的养老保障费个人缴纳部分，发给参保人员指定的受益人或者法定继承人。

第二十条　缴费规定和标准

（一）被征地人员按自愿原则参保并缴纳养老保障费，缴费标准分3档。享受的待遇标准和对应的缴费标准在参保时可根据不同情况自行选择，一经选定，不再变动。

（二）缴纳养老保障费的标准根据我市经济发展和被征地人员待遇调整情况及银行利率变动等因素适时调整。各档次缴费标准调整公布后，新参保人员按新公布的缴费标准缴纳养老保障费。

（三）参保人员一般以建制村或社区(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办理参保手续和缴纳养老保障费。参保人员应缴纳的养老保障费原则上一次缴清，个别经济确有困难的，经批准，允许分次缴费，但必须在达到享受养老保障待遇年龄之前缴清。分次缴费人员，首次缴费额不低于缴费总额的50％，以后每年连续缴费，每次缴费额按不低于缴费总额的10％并加上同期利息(按一年期储蓄率)之和确定。

第二十一条　养老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一）建立金阳新区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资金。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资金由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统筹管理。

（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资金，按照个人、集体、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的原则筹集。其中，个人承担60%，村民委员会补助10%，金阳新区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共同补助30%。财政资金来源为土地出让金收益，村民委员会资金来源为土地补偿费用和集体经济积累等。

（三）被征地人员应缴纳的养老保障费，由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养老保障经办机构负责收缴，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筹集的养老保障费和所得利息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经办机构设养老保障待遇支出专户，资金存量由财政专户按保证支出专户两个月正常支付需要的资金额度划拨。养老保障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实施后，建立相应的金阳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风险资金，作为金阳新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的储备和补充。该资金来源为：在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行政划拨时，按每平方米10元的标准列为土地出让成本，由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代收取；自2006年起，金阳新区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每年在预算中各自安排财政收入的2%的资金。上述资金要及时统一划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风险资金财政专户，该财政专户设立在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第二十三条　金阳新区被征地农民具体参保办法、缴费标准、养老保障待遇的发放、养老保障资金和风险资金的具体筹集管理、个人帐户和相关业务管理等办法，由市财政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会同金阳新区管委会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四条　与其它社会保障的衔接

（一）村民委员会可以比照企业参保的办法，为其成员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所需费用由村民委员会和个人按规定承担。

（二）被征地人员“农转非”后自谋职业的，可按本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法参加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并由个人按规定缴费。

（三）按本规定参加养老保障的被征地人员，同时又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的，达到本规定规定的享受待遇年龄时，按照“只靠一头”的原则享受待遇。已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并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费个人缴纳部分退还本人，终止该养老保障关系。

（四）村民委员会可根据自身实际对已按本规定参加养老保障的成员实施补充养老保障，或通过商业保险渠道进一步提高其保障水平。

（五）参保人员中未办理“农转非”的，仍然可以按有关规定享受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和农村特困医疗救助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第六章　就业扶助政策



第二十五条　各级劳动、农业部门，金阳新区管委会，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以及野鸭乡人民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被征地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对有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年龄在1645周岁的被征地农民提供12次的非农技能全免费培训，并免费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对合格者发给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具体培训方式：短期培训由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负责组织实施，培训经费由市农业局按照每人200元的标准拨付给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非农技能培训，由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会同市农办负责组织被征地农民到市级认定的培训基地进行培训，经费按市规定的补助标准执行。

第二十六条　积极支持各用人单位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聘用被征地农民就业。对吸纳金阳新区被征地农民的企业实行奖励，每吸纳1名被征地农民并签订1年以上(含l年)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企业，由金阳新区管委会按每人劳动合同签订1年、2年、3年以上三个时限分别一次性奖励300、400、500元。

第二十七条　市、区劳动力市场以及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要积极为被征地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和政策咨询等就业服务。对求职登记的被征地农民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第二十八条　被征地农民“农转非”后按规定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且登记失业1年以上的就业转失业人员，可参照执行再就业相关扶持政策。

第二十九条　被征地农民“农转非”后，兴办企业并吸纳当地农民就业5人及以上的，可由金阳新区管委会按规定予以小额贷款贴息。

第三十条　区内新办企业(除国家明令禁止、限制的以外)，凡招用被征地农民达职工总数30％及以上，并与之签订3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可参照执行再就业相关扶持政策。



第七章　子女教育扶助政策



第三十一条　被征地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在金阳新区规划范围内就近入学，免收杂费；非义务教育阶段可享受两城区居民子女入学同等待遇。

第三十二条　被征地农民子女就读职高、技校、中专的，入学后凭录取通知书、入学交费单据、户口本等相关凭证，给予一次性奖励500元。

第三十三条　被征地农民子女统招考入大专、本科院校的，凭入学录取通知书、入学交费单据、户口本等相关凭证，按大专、本科学历一次性分别奖励1000元、2000元。

第三十四条　被征地农民子女经成人高考、自考等形式获大专、本科学历的，凭毕业证书(经审查学籍档案无误)、户口本等相关凭证，按大专、本科学历一次性分别奖励800元、1600元。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的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补助和奖励，由被征地村村民委员会持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明报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审核，金阳新区财政局和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根据名单核拨所需经费，各承担50%，并按最高学历每人只能享受一次。



第八章　村改居政策



第三十六条　经依法批准征地的数量达到现有可转为建设用地总面积80%及以上的村，应按规定撤销村建制。居住集中的，在原村民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社区居委会，并将原村支部委员会变更为相应的社区党组织；居住分散的，可就近并入现有的社区居委会，原村民委员会和村支部委员会按照有关程序报批撤销，原有工作人员并入现有的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党员组织关系转入社区党组织。

撤村建居的，原村民委员会应为新的社区居委会提供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办公用房和不少于5万元的开办经费，市财政对每个新成立的社区居委会提供5万元的经费补助。

第三十七条　办理户籍“农转非”。撤村建居后，对原有建制村所有的农业户口人员，由公安部门统一办理“农转非”手续。

未撤村建居区域的被征地农民经本人申请，也可办理户籍“农转非”。

第三十八条　妥善处理集体土地资产。村级集体资产仍属原村村民所有，不得平分，严禁非法侵占、哄抢、私分和破坏。有条件的村要实行股份合作制或股份制改造。

第三十九条　合理处理集体房产和村民住宅。撤村建居后，原经批准建造的属村民委员会的用房或农民私房的集体土地，在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后，应给予房屋所有权登记，发放房屋所有权证，及时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四十条　农民转为居民后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按照城市居民执行。

第四十一条　从撤村建居和“农转非”之日起，“农转非”人员在5年内可继续享受《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农民的生育政策，从第6年起执行城市居民生育政策。从“农转非”之日起，在5年内严格按《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规定的农民的生育政策生育一个女孩，放弃二孩生育指标，办理了《独生子女证》，并落实相应节育措施的家庭，按照《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一次性发给500元以上的奖励。

第四十二条　调整市政设施建设体制。撤村建居后，原由乡（镇）、村负责建设和管理的市政设施，包括道路、环卫、绿化以及供水、供气等，划归金阳新区城市建设和管理等部门统一安排建设和养护管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由市人民政府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在金阳新区试点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