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论述再审制度的改革，从再审制度的历史发展、重要意义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提出了再审制度改革的设想。在再审制度改革设想方面，主要论述再审机构的改革、再审案件的审理改革和启动再审程序等三个方面。

为了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确保人民法院的案件质量，让不服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民事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在一定期间有申请再审的机会，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制定了再审制度。再审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救济程序，是通过依法纠正确有错误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促进社会稳定。再审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再审制度的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再审制度的历史和重要意义

再审制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人民法院纠正和评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一）、再审制度的历史发展

在三大诉讼法施行前，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业务中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规范的审理申诉案件的程序，没有专门审理的机构和人员，没有再审制度。对于申诉案件处理，只有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受理和解决，并且当时的申诉案件大都是刑事案件。这种做法纠正和评反了在许多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反右”时期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这种处理申诉案件的做法，经过几代法官的审判业务经验积累，形成了今天的再审制度。自从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刑事诉讼法施行后，才开始有了刑事再审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设立申诉庭后，才有专门审理再审案件的审判机构和审判人员，审理申诉刑事案件。继刑事诉讼法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也相继实施，结束了历史上再审制度的空白。从此，我国的再审制度才开始逐步走上正规化、程序化和法律化。

（二）、再审制度的重要意义

再审制度是一项司法救济的法律制度，是人民法院坚持有错必纪的原则在审判工作中的体现，通过司法救济，纠正了确有错误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民事调解协议，纠正人民法院判决、裁定及民事调解协议已经发生效力的冤、假、错案。当事人对一、二审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及民事调解协议不服，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及民事调解协议确有错误，可以通过再审制度申请进行改判再审。有许多错案就是经过再审得到纠正。

再审制度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最后一道关。原审案件经过了一审、二审的程序进行审理作出判决、裁定，但当事人仍不服，认为一、二审判决、裁定均有错误，依法可以通过申请再审或通过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启动再审程序。经过再审程序审理的案件，按一审程序再审，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上诉；按二审程序再审，当事人不服的不能上诉。对再审判决、裁定仍不服的不能再次申诉再审和抗诉，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只能作申诉处理。所以，再审制度是审理案件的最后一道关。

再审制度也是人民法院把握案件质量的最后一道关。原审判决、裁定认为的事实是否清楚、理由是否充分，法律适用是否得当，判决、裁定的结果是否有法律依据，以及审理程序是否合法等，都要通过再审程序的审查。虽然通过了这一程序的审查，但审查不严的，错案就得不到纠正，错案永远还是错案，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在质量上就得不到保证。

再审制度的重要性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认识，高度重视。充分行使再审制度的功能作用，通过司法救济纠正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及民事调解协议，保证人民法院的案件质量得到提高。

二、目前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三大诉讼法实施后，再审制度开始逐步走上程序化、规范化和法律化。三大诉讼法规定， 再审必须另成组成合议庭①、按原审程序审理、按照一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判决后当事人不服的可以上诉②等。三大诉讼法已经实施多年，最早的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了二十五年，最后的行政诉讼法也实施了十五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三大诉讼法中有关再审制度的规定，有的已经不适合形势发展的要求。如再审立案条件、再审立案程序以及由生效裁判的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以及申诉与申请再审的关系、立案审查与进入再审的关系等问题，使再审案件很难进入再审程序。即使案件得到再审，再审后案件也很难得到改判，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也难得到纠正。造成了当事人多次申诉和上访，甚至是长期申诉和上访，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的因素。有的案件导致了刑事案件小案转化为大案，民行事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针对目前再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再审制度应当有必要进行改革。

三、再审制度改革的设想

三大诉讼法施行后，再审制度虽然为审判业务、司法实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和救济作用，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的再审制度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为了适应目前和今后社会发展的要求，再审制度应当进行改革。

（一）、再审机构的改革

对于再审制度，从现有的法律来看，就是审理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案件的制度。当然，很多错案就是通过这一制度得到纠正，让申请再审的当事人服判息诉。法律上虽然有了这项制度，但有些当事人却没有得到这项法律制度的保护。主要的原因就是原审人民法院自己纠正自己的案件。首先，主观因素方面难得转变，原审是本院认定的事实、理由，并以此适用法律作出的案件处理结果，原审人民法院难以接受当事人的申诉观点和理由，也难以发现问题，坚持自己的主观意志。其次，即使发现是错案也不想纠正。特别是那些不是全错的错案，或小案。当事人屡屡申请再审都得不到立案受理，即使得到立案受理并进行再审，也得不到改判。从上到下都有规定，一个法院办错了一件案，就要影响到当年的政绩。单位领导尤其是分管领导及正职领导都要受到一定的政绩影响。再次，回避制度没有完全、彻底，虽然三大诉讼法规定再审案件必须另行组成合议庭。在再审程序中，原审本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虽然已经回避，但曾经参加本案讨论的审判委员会委员却没有回避。从表面上来看，合议庭似乎是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组织。但实际上审判委员会才是决定案件处理结果的组织，具有本院最高的审判监督权和最终的决定权。新的合议庭的意见与原审不一致，或者与主管审判监督的副院长、院长的意见不一致，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终以审判委员会的意见作出判决或裁定，即维持原判决或裁定。总而言之，再审案件难以做到原审人民法院自己改判自己的案件，再审案件应当由另一人民法院或上一级人民来再审才比较公正。所以，再审案件的审理机构不宜设在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设在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人民法院。

（二）、再审案件的审理改革

1、应当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下一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

三大诉讼法规定，再审是审理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但这一规定带来很大的弊端，使申请再审当事人不能充分行使申请再审的诉权，也得不到保护他们的申请再审的权利。在主观意志方面，自己审理的案件难以发现自己的错误。尤其是院领导，不愿见到自己领导时期出现的错案。特别是原审经过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的案件，再审合议庭认为原审裁判确有错误，需要改判，而审判委员会就难得扭转思想意识，难得改判。原审经过院领导审查和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再审合议庭审理认为原审裁判确有错误，需要改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也不会改判。在荣誉和利益方面，自己难以纠正自己的错案。院领导的政绩、主审该案的审判员的政绩、本单位在完成目标管理责任制方面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发现一案错案，该单位、该院领导和主审该案的审判员就要失去当年可以得到的荣誉和利益。所以，下一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应当由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从而可以杜绝原审人民法院不情愿自己纠正自己案件的弊端。

2、再审程序应有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两种程序并存。

刑事诉讼法对再审案件有应当开庭审理和可以不开庭审理的两种开庭审理程序③。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一律强调再审案件只有应当开庭审理一种开庭审理程序④。从以往的审理来看，各地人民法院都不敢违背法律这一规定，一律按照开庭审理程序。再审案件提起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是当事人有新的证据，新的证据能证明原审认定的事实的错误，导致判决的错误；二是没有新的证据，但当事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原审认定事实和理由错误，导致判决的错误。从这两种情况来看，第一种是当事人自己在原审举不出证据，因在原审中举证不能造成裁判错误的结果。这种情况在再审程序中仍属于当事人与当事人争议之间的关系。这种当事人争议之间的关系，应当由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审理这种情况的再审案件，应当适用开庭审理程序。第二种情况，一方面，双方当事人在原审中已经完成了举证、质证和辩论，在再审中再由双方当事人再次举证、质证和辩论等阶段进行开庭审理已经没有必要。另一方面，申请再审当事人从原来原审对对方当事人发生争议转化为对法院裁判认定的事实、理由有异议，简单地说，是申请再审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一关系就没有必要再次开庭审理，应当适用不开庭审理。所以，对再审案件的审理不能一刀切，应当存在两种开庭审理程序，即应当开庭审理程序和可以不开庭审理程序。进行再审程序，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要求，该按照开庭审理程序的就按开庭审理程序，该按不开庭审理程序的可以适用不开庭审理程序进行审理。所以，应当开庭审理程序和可以不开庭审理程序应当并存。

3、再审上诉案应当由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庭进行二审。

审判监督工作历来是法院内部审判工作最薄弱的环节，自上而下没有一个系统的有效的工作机制，没有一个明确的工作范围和职责。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工作指导，仅仅在于一年一次的庭长例会上进行指导，其余就是各干各的案件，互不相干，从无指导和捡查工作。在一个法院内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工作制度或工作范围，简单的习惯的工作范围就是审理申诉案件。

再审案件包括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民商事案件等不同性质的案件。下一级人民法院的再审案件，经过再审判决或裁定后，根据三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可以上诉⑤。但再审的上诉案件却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对口的业务庭进行审理，而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庭无权审理。如果再审上诉案件在原审时曾请示或汇报过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对口业务庭，那么这些再审上诉案件就存在着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对口业务庭自己审理自己决定的上诉再审案件。再审案件就体现不出两审终审制。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庭是指导下一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监督庭的审判业务工作，对再审上诉案件的审理应当是一项业务指导工作，而且是一项主要的业务指导工作。指导再审案件应当从接到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书开始到立案受理、开庭审理等一系列审判工作。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没有对下一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审理的再审案件进行审理，就不了解下一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审判业务以及开展审判监督的情况。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对下一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的再审案件没有监督，对其他工作更加没有监督和指导。这就是导致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脱节，没有上下级工作指导关系，没有业务指导关系。审判监督在法院内部要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机制，应当从再审案件的监督指导开始，由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进行审理下一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再审上诉案件，才能保持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的指导、监督关系。
简述家庭暴力成因及妇女权益保障

刘成江


　　家庭暴力的含义
　　什么是家庭暴力?国内国外目前尚无统一认识。有的学者这样定义：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内部出现的侵犯他人人身、精神和性方面的强暴行为。有的学者还对暴力作了学理解释：暴力是一种强制、胁迫行为，表现为对自然人的殴打、捆绑、爆炸等使被害人的身心、性受到伤害、痛苦，或以此相威胁强制剥夺自由。暴力也包括对财物的打、砸、抢，并以此相威胁强制自然人，使其精神上受到严重伤害。[1]家庭暴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人员之间，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狭义的家庭暴力，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违法犯罪行为。
　　家庭暴力的成因
　　首先，我国长期以来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根深蒂固，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妇女基本上处于只有义务而毫无权利的悲惨境地，反映在夫妻上，主要表现为男尊女卑、夫权统治。例如，我国古代的礼、法规定：“夫为妻纲”，“夫者妻之天也”。要求妇女“三从”、“四德”，妇女从生到死，都置于男子统治之下。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妻子都处于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她们根本不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夫妻关系也只是尊卑、主从关系，妇女几乎成了男子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活的女性也认为夫为妻纲，夫权高于一切，女人就应该接受丈夫的支配，因此反抗意识淡薄，对来自丈夫的暴力往往默默忍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从法律上取缔了传统的男性中心思维定式，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是，封建男尊女卑的夫权思想并未彻底从人们的头脑中肃清，许多人仍然认为丈夫享有统治和支配妻子的特权，什么“取来的妻，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一些人甚至还把妻子当作是丈夫的一件物品，并把对妻子的暴力行为看作是丈夫正当的 “纠正” 妻子犯错的权利。同时一些女性也仍持有男主女从的观念，在家庭中甘于丈夫之下，心理上没有独立的人格，逐渐丧了自我，当家庭纠纷激发为家庭暴力时，只是逆来顺受。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暴力作为解决家庭矛盾的一种常见手段也就不奇怪了。
　　其次，缺乏有效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尽管2001年4月新修改的《婚姻法》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其他的法律法规也规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受传统的“民不告，官不究”和“清官难断家务事”等观念的影响，不仅一部分执法人员不能依法惩处家庭暴力行为，甚至连有些公安机关的报警电话也通常不接受家庭中的暴力事件。他们认为“两口子吵架不记仇”，家庭内部事物不便于干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么就是抱着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敷衍塞责，最多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毋庸置疑，如此执法肯定对施暴者起不到惩戒和威慑作用。这样执法不力不仅仅是个观念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缺乏有效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其不足主要表现为：1.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2.由于刑法中没有明确承认“婚内强奸”，由此影响了对婚内性暴力的处理。3.在民事法律方面，虽然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再一次更加明确将“禁止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写进全国性的法律之中，但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却未做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对此做出了司法解释，但该解释显然将家庭暴力的范围限定过窄，是否完全符合法律立法的本意值得探讨。4.在程序法方面，对于家庭暴力案件缺乏特有的处理程序和证据规则，这必然导致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举证负担过重，家庭暴力案件的事实难以认定，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5.在组织法方面，没有为设立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作出明确的规定。[2]等等。
　　再次，经济收入的不平衡是家庭暴力产生的经济原因，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传统的择偶观是男强女弱。女方希望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自己强的男性,而自己甘愿默默奉献于家庭,一些男性由于有了妻子的支持,因某些机遇而迅速致富,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所谓的“优越感”得到了体现,于是要求妻子绝对服从其意志,否则就恶语伤人,大打出手。此外还有政策的原因,妻子下岗,收入减少,重新就业困难,不得不暂时依赖丈夫,从而受到丈夫的冷落和歧视。
　　最后，不健康文化传播误导人们的婚姻行为和道德建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的一些大众传播媒介对暴力、凶杀、性虐待等进行大力渲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些舆论氛围实际是起了教唆的作用。如电视剧《流星花园》，它以一个耳光拉开了男女主角的爱情序幕，从此两人走上了刀光剑影的“甜蜜之旅”。而那些看得如痴如醉的人们却将所有激烈的家庭暴力行为贴上了一个标签——这就是爱。人的许多暴力行为是从上述类似的社会文化中“习得”的，也就是说，施暴者不是先天有心理障碍，而是在后天中学习到的。家庭暴力的施暴者也不例外。
　　法律体系是遏制家庭暴力的强有力保障。我国高度重视家庭暴力问题，政府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签署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国际法律文件，另一方面，将干预和制止家庭暴力列入2001-2010年《妇女发展纲要》的目标之一。同时不断完善立法，使家庭暴力问题做到有法可依。为了明确禁止家庭暴力，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严厉惩治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2001年4月修改的新《婚姻法》在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自力救济的途径，明确了公安、司法部门在反家庭暴力中的职责，以及确立了社区组织在反家庭暴力中的重要地位等等。而2005年8月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对家庭暴力的罪责问题规定的更加明确。为了切实保障广大妇女在家庭暴力中的人身权益，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在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和第五十八条条规定了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的救助措施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即规定了国家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并明确了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的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还规定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等等。此外，《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都对家庭暴力作了保护性的规定。而且，我国目前还有几十个地区也出台了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和行政性文件。根据这些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法律赋予了家庭暴力受害者多种维权手段。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妇女，应紧紧抓住国家普法教育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形成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当自己的人身权益再次受到侵害时，果断拿起法律武器与家庭暴力的违法行为作斗争。同时，执法人员也应积极学习法律知识，主动加强执法，切实维护好广大妇女的权益。国家更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与培训的力度，进一步制定针对家庭暴力的细化标准和执行细则来规范公安司法等机关的权责和健全妇女权益的法律保障机制，以完善立法来加强执法。
　　我们庆幸不断完善的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立法在为广大妇女提供有效法律保障的同时，也由于法律对家庭暴力没有细化的标准和执行细则而导致执法不力的问题，多少会有些无可奈何。针对我国家庭暴力的问题和反家庭暴力的法律干预现状，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呼吁立法部门尽快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就必要性而言，在我国，每年都在一定数量的家庭发生家庭暴力，尽管相对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但因我国人口数量和家庭数量众多，所以其绝对数量并不容忽视，反家庭暴力法律有着自己特定空间和对象;再者，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不仅可以使制止和预防家庭暴力的规范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对我国的现行法制是一种完善，而且也是履行有关国际义务，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需要。就可行性而言，我国的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已对此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这就为制定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而日益深入的理论研究和许多成功的国外立法经验亦可为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借鉴。为了使反家庭暴力法在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制裁施暴者、，保障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制定反家庭暴力法时应重点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2.明确反家庭暴力法在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法律体系中的地位。3.明确反家庭暴力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4.明确政府干预家庭暴力的责任。5.明确公安司法机关干预家庭暴力的职责和措施。6.明确社区组织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责任。7.明确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在干预家庭暴力方面的作用。8.明确家庭暴力案件中在证据方面的特殊要求。9.明确规定家庭暴力的救济措施，强化法律责任。
　　健全社会综合维权机制构筑新时期家庭伦理道德体系
　　家庭暴力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比社会暴力更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公安司法机关依法对施暴者进行惩处，是有效遏制家庭暴力，保障妇女权益和推进我国法治进程的一个良好征兆。不过，《婚姻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遵循“充分尊重公民的私权，以私人自治为主，国家公权适当干预为辅”理念。何况婚姻家庭是夫妻及其家庭成员私人的自治空间，理应成为国家公权审慎介入的“特区”。社会性质的调节组织、心理咨询组织、婚姻家庭救助组织等社团在预防和调解家庭暴力方面往往可以发挥特殊作用，其效果显然比公安、司法机关不近人情的制裁性干预要好得多。此外，社会舆论在谴责、制止家庭暴力方面具有强大的威慑作用，新闻媒体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继续发挥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曝光和监督作用。同时呼吁各类文化传媒时刻不忘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方式去引导人们的婚姻行为。另外，由于执法人员及相关机构决策者对家庭暴力缺乏社会性别敏感性等,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还应建立国家性别统计机制，设立包括针对妇女的暴力、家庭暴力在内的分性别的统计系统和统计规划，建立完整的分性别的统计数据库，为国家决策提供可靠数据;以及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决策者、执法者进行社会性别及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培训，提高公众反暴力的意识[3]。
　　一般认为，法律是调整人们的外部关系，而道德支配人们的内心生活和动机，二者是既分离又相关联的社会控制力量，是分不开的。哲学上说，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要想从源头上根治家庭暴力，不能仅靠法律的外在威慑力，必要时需辅之以内在的道德约束。尤其是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并重的今天，道德被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发挥着法律更加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避免家庭暴力的重演，我们对家庭暴力问题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还需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家庭伦理道德体系。况且婚姻家庭大都带有人生自我认识、自我探索和自我把握的性质，主要诉诸于人的自律精神，诉诸于人的良知。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博士李颖和郭清香认为：“道德是人心的法律”，唯有让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继续发挥中华民族互敬互爱等优秀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才能从潜意识里制约施暴者的外在行为，从而从源头上杜绝家庭暴力的蔓延，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切实保障广大妇女的权益。
参考文献：
[1]巫昌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讲话[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4-35.
[2]夏吟兰,李明舜.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法律干预之实证研究[A].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Z],北京:中国法学会,2002.
[3]陈丽平.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理事会主席陈明侠呼吁尽快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N].法制日报社,2005-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