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评价标准的认识与追求

胶州市人民法院　　王 智


在法制不健全的过去几十年间，司法公正问题并不为社会所关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制的逐步完善，司法公正反而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司法公正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充分的实现？究竟是哪个方面出了差错导致这么多的司法不公？是真的有这么多的司法不公还是社会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如同雾里看花？人们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司法公正？在司法公正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今天，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一、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与认识
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公民可以对法院、法官的任何裁判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是公民权利对司法权力的一种制约。而在现实社会的审判中，衡量司法公正的标准是什么？人们是如何评价司法公正？我们讨论的既然是司法公正，公正与司法有关，自然就离不开法律的尺度和标准，同时公正作为一种社会评价，它又是社会主体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的一般认识。因此，认识和评价司法是否公正，只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一是法律标准，二是社会标准。
法律标准是指人民法院的裁判，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违法的裁判一定是司法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裁判适用的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自然派生出的实体法律标准与程序法律标准是两个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可分，具有各自独立判断价值尺度的标准。适用实体法律是否公正，必须并只能根据裁判结果做出判断，人民法院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作出的裁判也就是公正的。适用程序法律是否公正，则只能以适用程序法是否严格和正当作为标准，根据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方式做出判断。只要没有违反程序法，而且程序正当，就是司法公正。
社会标准是指舆论、广大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在社会群体对人民法院司法公正进行的评议中，往往采用的是这一标准。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必然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
有鉴于此，应当如何正确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我们认为，要正确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首先应当正确认识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从法院的审判权特点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作一些探讨，对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加以了解，进而理解，很可能对裁判结果的公正问题就有了另外的看法。首先让我们审视一下我国诉讼法的审判程序，凡较重大案件，法官审判时依法都要组成合议庭，由3至7名法官组成，他们始终在一起共同审理案件，一样了解案情，适用同一部法律作出裁判，但在合议庭评议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如何具体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如何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合议庭组成人员——每名法官的意见却常常是不同的，一如裁判结果公开后，社会、公民对它或赞成或批评一样。因此法律规定：合议庭进行评议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裁判。哪怕“多数人”中有的是对相关法律还不熟悉的人民陪审员。这表明，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正确与否、公正与否，无论从实体法的原则规定看，还是从程序法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的规定看，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只能如此、唯一和绝对的；再如在我国的民事审判实践中，有的被告客观上确实偿还了原告债务却没能索回欠条，而原告据此欠条起诉被告索要欠款，在此情况下，法官应当如何认定案件事实是一个关键问题，是追求哲学上的事实真相还是依据欠条进行法律上的事实认定？毋庸置疑，法官只能依据后者判令被告偿还债务，这看起来是法官没有追求案件的事实真相，判了‘错案’，似乎不那么公正。但依据证据规则和法律，法官唯有如此判决，才能维护整个法律制度不被破坏，以牺牲个案利益来维护整个法律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事实上，要求人民法院的判决完全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由于司法活动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诉讼规则的确定性，法院只能根据现有的证据予以判断并认定案件事实，通过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只能是法律事实，它与客观事实有所不同，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既可能存在重合的一面，也可能存在冲突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正也是相对的。再如在美国辛普森谋杀案的审判中，控方向法庭提供了辛普森在作案时所戴、遗留在现场的带血迹手套，而法庭因警方在没有被告人在场的情况下，翻墙进入被告人家中调取证据，违背了证据的合法性，对该证据没有采纳，从而判决辛普森无罪。而在该案以后的民事赔偿诉讼中，因民事赔偿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证据证明标准，被害人家属获得了巨额赔偿。能够理解的理由是，如果判决辛普森有罪，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警察的非法取证将得到法庭的认可，从而带来美国整个法律制度的混乱。从以上国内外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追求案件的实体公正只能是相对的，任何法院所作出的裁判，其实体的公正性也是相对的。我国虽实行成文法制度，但法官也同样享有无可争议的自由裁量权；司法机关虽有依法办案的严格要求，但是任何法律，不论其规定的多明确、具体，都要给法官个人理解、适用留下足够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刑法为例，绝大多数条文所规定的均是一个或数个量刑幅度，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节及各种因素确定适用某一个量刑幅度或在某个幅度内确定相应的刑罚都是合法的。因此，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要追求案件实体上的绝对公正往往是不可能的，如在民事审判中，即使是胜诉的一方，也有可能认为法院在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赔偿的份额、财产的分割等问题上存在不公。而事实上，法院判决无法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精确，我们有时无法求得实体判决上的绝对公正。基于此，学者们早已理性地把司法的绝对公正概括为司法程序的公开与公正。程序合法正当就是程序公正。程序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所追求和所能表达的最基本的司法公正。作为看得见的公正，这应当成为我们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
通过对人民法院实体裁判公正相对性的认识和理解，为正确评价司法公正确立了理性的基准。那么评价人民法院的司法公正应当采取何种标准？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评价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作为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在作为特定标准使用时，必然显示其双重特征：一方面它是客观的，反映了社会舆论对人民法院裁判结果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它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它又是主观的，作为思想意识各异的个人，以其个人的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等形成自己的感受对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判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作为司法公正评价的社会标准其实质和要害恰恰表现在这种不确定性上。譬如“广大人民群众”有多广大？一县一市中的大多数？即使有最科学的民意测验，获知的结果也只能接近客观；其次，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每起案件都是社会的一个矛盾对立面，对于当事人来讲，无论法院作出怎样的裁判，都可能有公正和不公正两种截然相反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司法公正的评价，包括当事人在内的社会上关心裁判结果的公民、组织可能基于各种利益关系、复杂因素而对裁判结果的评价不一致；而在社会主体对司法公正的评价过程中，因其法律素质、法律水平的差异亦往往对同一案件评价各异，在我们经常看到的电视法制栏目中，律师和现场热心观众往往对同一判决持截然相反的意见，常常是律师认为判的公正，而观众认为判的不公，究其原因，律师采用的是法律标准，而观众因受自身法律素质的局限，评价出于普通的生活逻辑；在以上情况下，社会主体对司法公正评价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听到社会上对一项裁判结果有不同意见，提出批评甚至指责为司法不公，我们至少会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但以此作为评价司法公正的标准，显然是不科学的。
那么，应如何认识和把握上述两个司法公正的基本标准？笔者认为，在法治社会，对于司法公正与否的评价，法律标准是基本的也是根本的标准，应当成为评价司法公正社会标准的基准。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别无其它任何可以行使审判权的机构。“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判决和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这就表明，人民法院裁判的正确与否，最终认定的标准只有法律。但事实上，对于权威的、作为人民意志根本体现的法律，社会有时甚至常常并不把它作为一个评价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因此，法院司法必须依法，社会评价司法活动也应当以法律作为依据。否则，同一案件，同一裁判结果，由不同的人群以不同的标准衡量，就不可能有一致的结论，公正也就失去了“公正”的标准。我们应当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作出的任何判决，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幅度内做出的裁判，且程序正当，就是合法的，以法律标准来判断，裁判也就是公正的。
二、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关心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这是对司法权力的一种制约。然而近年来，对司法的程序外监督不断升级。程序外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现象。但是，由于程序外的监督大多是从普通的生活逻辑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结果的合乎正当性，而司法的过程却是严谨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审判过程的合乎正当性，这就使得司法人员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法律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督司法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和对立，损害了司法权威。所以说对此我们应当冷静下来，深入地思考不负责任地谈论、评价司法公正问题所必然涉及和负面影响到的审判权威、法律权威、法治秩序。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司法公正问题，我们的社会也就不可能产生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威；人民法院的审判没有权威，必然就使“法律看起来不那么可靠，不那么公平，也会削弱社会对法律的尊重”，“ 如若没有这种尊重，法律，这一正常情况下引导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有效力的手段，就将失去它对这一发展的影响”，而这个失去了法律影响、规范和引导的社会，怎么可能是我们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因此，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在任何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也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和执法体制。
毋须回避，我们的制度环境还不足以使法官做到完全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我们的法官还没有完成职业化过程，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完全能为法官司法提供智识上和技术上的支持，等等。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法官们承受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官们更多的困难（包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可以想见，没有任何一个本身需要公正（帮助）的人会（帮助）做好处理公正事务的工作。而现行管理体制也难以落实宪法关于人民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不能保证公正司法，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司法公正的实现。伴随着法官的职业化和良好执法体制的建立，必将对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影响和良好的推动作用。
正确认识和评价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公正，更需要全社会的法治意识。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全社会良好法治意识作用的充分发挥，无疑是公正评价司法公正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社会正义和力量的真正源泉所在。我国现阶段尚未真正确立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所必须具有的较强社会法治意识，而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现状影响着对司法公正的应有认识，而社会舆论中法治意识的淡化，还直接导致一些案件发生并被披露后，案件的事实、证据乃至法律适用这样严肃的问题，有时竞被舆论左右，已查获事实真相的司法机关甚至欲澄清而不能。“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社会舆论是司法公正的阳光，它一面是司法机关和法官抵制法外干预的坚强后盾；另一方面，它又能够约束司法权力，防止司法专横，纠正司法不公。社会良好法治意识的建立与不断向更高水平发展，也离不开社会舆论的引导与培养。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全社会良好法治意识作用的充分发挥，无疑是公正评价司法公正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社会正义和力量的真正源泉所在。而我们现在只能是充满希望地期望我国社会法治意识进一步强化，更充分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审判工作是一项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法律工作，外界在关注司法的时候，不应当从生活的逻辑出发对法院的裁判进行随意的评论，对司法权不负责任的批评（监督），在任何法治国家都不能被允许，换言之，一旦诉讼程序开始，法律就应当坚持舆论的自由必须向公正审判的公共利益让步的原则。所以当“舆论挣脱僵绳制约时，限制是必须的，限制权力的除了责任，还应当有法律；限制权力的除了义务，还应当有惩戒”。当我们做到这些，我们的社会距离充分的司法公正、符合理性和科学的司法公正就会更近一些。


　　涉外贴牌加工是国际加工贸易中的一种主要方式，贴牌加工过程中存在多类型的商标侵权，侵权原因亦是多方面的，本文所探讨的商标侵权问题主要围绕域外合法商标与域内注册商标的冲突展开，即在国外拥有商标权或使用权的企业或个人委托国内企业进行贴牌加工，但该商标未在我国注册，与该商标相同或相似商标在我国已被第三方在相同或相似商品上注册，贴牌产品最终全部出口至国外的情形。这种贴牌加工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自2002年“耐克”商标案起，直至后续的“BRI”商标案、“HENKEL”商标案、“JOLIDA”商标案等相似情形的一系列案件，每起案件的判决都在学术界、实务界引发激烈争论，甚至遭受质疑。对贴牌行为该如何定性？是以商标法规的实务适用为立足点，还是该从商标法理的层面进行分析，亦或是应从宏观经济发展大局出发，立场的不同也就决定了观点的不同，自然也就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一、现有法律框架与贴牌加工行为的侵权定性

　　（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从字面上看，只要未经许可的使用即构成侵权，而并未提及是否会产生混淆、是否给商标注册人造成损害结果等其他考量标准，对于“何为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何为相同或者近似商标”、“何为使用”在《商标法实施条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进一步的界定。《关于对外贸易中商标管理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在从事进出口活动中，对他人指定或者提供使用的商标不得与已在我国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注册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虽然该条规定直接指向涉外贴牌加工行为的认定，在实务操作中有一定的指导，但该规定仅是部门规章，并未上升为法律条款。

　　（二）司法裁判的基本立场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行为的定性，实务界的意见倾向于认定其构成商标侵权。从最初的“耐克”案到后续的“BRI”案、“HENKEL”案的处理结果看，均最终判决加工方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承担停止侵权以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或是维持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其裁判的法律依据均引用了《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其理由主要是认为我国商标侵权并不以“混淆可能性”为构成要件，不在国内销售，不会造成混淆均不影响商标侵权的认定。以“BRI”案为例，其裁判文书中写道：“认定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并非以造成混淆或误认为构成要件，而是以是否在相同或相似商品上使用了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是否造成混淆或误认，仅是判断商标是否近似的要件，而非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直接要件。”认定商标侵权的理由还包括商标的地域性特征，即使定作方在国外对相关商标拥有合法的专有使用权，但其权利并不产生域外效力，在我国境内不受保护。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行为的认定大多法院都作出了肯定侵权的裁判，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探索。较为典型的是上海申达音响电子有限公司诉玖丽得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案，一审认为由于涉案产品全部出口，未在中国市场实际销售，中国国内的消费者不存在对该商品的来源发生混淆和误认的可能，判定不构成商标；二审认为涉案产品所贴商标只在中国境外具有商品来源的识别意义，并不在国内市场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判定维持原判。

　　北京高院曾认为，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是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前提。贴牌加工是基于有权使用商标人的明确委托，并且受委托贴牌加工的商品不在中国境内销售，不可能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不应当认定为侵权。该意见十分贴合学术界、企业界所发出的声音，但鉴于商标法律和法规的立法情况，该意见最终被摒弃。最高院目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仅在《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妥善处理当前外贸贴牌加工中多发的商标侵权纠纷，对于构成商标侵权的情形，应当结合加工方是否尽到必要的审查注意义务，合理确定侵权责任的承担。

　　（三）与裁判立场相区别的观点

　　当前学术界大多对法院的裁判立场持相反的态度，认为涉外贴牌加工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其理由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商标侵权应当结合是否会使相关公众对商品产生混淆或误认来进行综合判断，定牌加工商品与国内注册商标的商品分属于境内、境外两个不同的销售市场，不可能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或误认；2、加工方与定作方之间系加工承揽关系，单纯的贴牌行为并非“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仅是加工产品的一个环节，并未发挥出商标应有的识别功能，标牌本身价值的大小并不影响加工方的收益；3、判定某行为具有违法性，除了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外，还需对社会在常态下产生有危害后果的可能性，涉外贴牌加工行为并未给国内注册商标人造成实际或预期损失。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的侵权之争，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围绕如何理解和适用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展开的，实务界立足现有法律框架作出的侵权认定本身并无不妥，但难免会留下机械形式化裁决的诟病。学术界则更多地从商标法理的层面去诠释法条，试图找出否定侵权的论据。

　　二、贴牌加工行为侵权与否的法理分析

　　（一）商标侵权的认定是否以混淆为要件

　　混淆作为商标法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概念，在商标保护和侵权判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混淆的认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法例。美国在《兰哈姆法》直接规定有导致“混淆可能性”的行为属于商标侵权行为。欧盟在《商标指令》中规定，因其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者类似，其使用可能会在公众中造成混淆，包括与注册商标产生联系的可能性的标识，所有人有权禁止任何第三人在商业活动中未经其同意在使用。Trips协议则规定，只要存在混淆的可能性，注册商标所有权人就有权阻止任何第三方在贸易过程中将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使用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在商标与商品或服务均相同的情况下，混淆可能性可直接推定。我国《商标法》直接规定在同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行为构成侵权，未提及“混淆”与“混淆可能性。”有些专家认为，我国的该种法例与Trips协议是十分贴切的，因为Trips协议对相同商品或服务上使用相同商标的情况下，推定其具有混淆的可能性。由于混淆是假定的，它就不再作为一项独立的要求，以及不必根据证据认定，对其进行的保护就是绝对的。但部分专家则认为推定有导致混淆的可能性，而非必然导致混淆，既然是推定，就是可以用证据推翻的。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行为，由于贴牌产品全部销往国外，不会引起国内的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外界对此均无过多争议。因此是否将混淆作为商标侵权的构成要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影响对贴牌行为侵权与否的定性。现有我国商标法并未将混淆纳入商标侵权认定的构成要件，理论界的大多专家、学者认为未将导致混淆作为侵权构成要件是我国商标法的重大缺憾，大力呼吁应在商标法第三次修改中确定混淆在商标法体系中的基准性地位，把其作为商标侵权认定的一般构成要件。但从《商标法》2007年8月30日修改稿的内容来看，这一建议并未被立法部门所采纳。在笔者看来，应将混淆纳入商标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首先，虽然我国现有的商标法没有直接将混淆规定为商标侵权的一般构成要件，但有关司法解释和实践中形成的相关理论确定了混淆在我国商标保护和侵权判定中的重要地位。商标法对混淆的含糊其辞，易导致执法者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其次，近些年来商标保护的异化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淡化理论的提出似乎削弱了混淆理论的基准性地位，有些专家认为不以混淆作为商标侵权的前提，恰恰符合这一新的趋势，更具有前瞻性。但在笔者看来，商标淡化引发的商标侵权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用混淆理论加以解决的，淡化和混淆之间的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交集，对其采用应保有相当审慎的态度。法律的制定固然需要一定的前瞻性，但过于超前将无法适应现实的需求，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第三、商标的相同或近似是认定商标侵权的关键性因素，我国司法解释规定商标近似的认定需考虑是否构成混淆。事实上构成混淆的两商标未必近似。本应商标近似为因，消费者混淆为果，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倒因为果之嫌，易导致判断结论与生活常识不符，裁判说理前后矛盾的现象发生；最后，虽然混淆理论在商标法律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具有核心位置，但也最具争议，由于混淆可能性的判断具有相当主观色彩，扩大了法官自由裁量，容易引发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但笔者认为恰恰是因为混淆判断的主观性，才有助于达到个案衡平，才能更好地应对商标权利扩张带来了新问题。对于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则无需太多担忧，从世界范围看，虽然各国对混淆认定的立法例有所区别，但大多裁判案例最终的结论却殊途同归。

　　（二）何为“商标的使用”

　　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规定，商标的使用包括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商标法》2007年8月30日修改稿吸收了条例的规定，将商标的使用界定为在商业活动中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

　　对于涉外贴牌加工过程中的贴牌行为是否属于“商标使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加工过程中贴附标识的行为，即属于商标使用，该行为完全符合条例之规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贴牌加工的商品不在国内销售，在国内市场不发挥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未体现商标标识性功能的使用不是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

　　就商标法的理解和适用而言，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将归结于商标和商标权的法律属性。区分商品来源的识别性是商标的基本属性，即使注册的商标，若不再具有识别性，也难以得到商标法的保护。商标权人对其商标并不享有绝对的垄断权，不管是臆造商标，还是非臆造商标，都是社会符号的组成部分，人人皆可在不损害商标的标识性的前提下正当使用。

　　我国条例规定的商标使用行为并没有限定使用范围，而仅仅从行为的客观表象上来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使用，这无疑会进一步扩大《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的适用范围，将阻碍人们的其他权利。大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等都将商标的使用限定在商业活动范围内。我国立法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商标法》的修改稿中将商标的使用限定在商业活动中，这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只有在商业活动中，在销售流通环节，当商品进入市场，走进消费者，商标的标识属性才得以发挥，相关消费者才能借助商标区分商品的来源。

　　贴牌行为从表象上看是将商标贴附于产品之上，形式上符合条例的商标使用的描述，但实质上该贴附行为对于国内市场系不发挥任何商标识别功能的机械式生产行为。从涉外贴牌加工合同订立之初就已决定贴牌产品最终不会进入国内的商业流通中，不会影响或削弱到国内注册商标标识功能的发挥，相关消费者对其选购的产品不会产生误认。这种贴牌生产环节在内，商品流通环节在外的特殊贸易形式，与国内注册商标商品存在于不同的商业流通中，无交集也就无冲突。对于有些学者认为加工方交付产品的行为系销售行为的观点，笔者认为加工方是在付出劳务的前提下获得对价而并非出售商品，其向定作方交付货物的行为也并非销售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涉外贴牌加工过程中的贴附行为并非商标法意义的使用。

　　（三）侵权行为的成立是否以损害发生为必要

　　所谓“侵权行为”一般是指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既有侵害行为的存在，自然就有损害结果的发生。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将“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作为商标侵权的兜底规定，表明一切商标侵权行为均会给他人的商标专用权造成损害及损害的可能，损害及损害的可能系商标侵权行为的共同特征。在笔者看来，商标侵权行为的成立须以损害发生为必要，商标保护一般基于两种层次，一种是对可能造成注册商标人损害行为的预防，一种则是对已造成注册商标人损害行为的禁止。大多商标侵权行为遵循着以下规律：存在侵权故意—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商标—构成混淆—给商标注册权人造成损失，当然也有未实际发生损失，但存在损失可能性的情形。

　　商标权作为一种知识产权，其损失往往处于一种不可估计的进行时状态，应将侵权行为制止在进入流通渠道之前，也就是实际损失发生之前。这一观点笔者是完全认可的，从知识产权法条中相关诉前禁令的规定，我们就可得知。但若一行为，通过事前预期以及事后证明都不会给商标权利人造成损害，那对该行为还有无禁止的必要呢？涉外贴牌加工行为从加工承揽合同订立，到贴牌加工，再到交付货物，最终货物被运往国外，从最初即可预见不会给国内商标权人造成损害或是损害的可能，那么将该种行为列为商标侵权行为加以禁止事实上是毫无意义的，也与侵权保护法的宗旨相违背。

　　大多认定贴牌行为构成商标侵权的案例，在侵权认定部分并不考虑是否有损害或损害可能性的发生，在赔偿数额部分，则会考虑是否给商标注册人造成损失，大多法院最终都适用法定赔偿，参考商标知名度、合理支出等等因素酌情认定，鉴于涉外贴牌加工的产品均销往国外，实际上不会给商标权人造成损失或损失的可能性，因此，法院最终判决的赔偿数额往往远低于商标权人的诉讼请求。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应以发生的实际损害为要件，若无损害，则无赔偿。对于不会发生实际或预期损害的行为适用法定赔偿酌情认定一定的赔偿金额，实际上是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有失公平的判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