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黄山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的通知

黄政〔2009〕29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区管委会，黄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黄山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已经2009年12月15日市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黄山市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办法第一条　为了防止和减少违法行政执法与行政不作为的发生，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根据《安徽省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执法职权或者不履行行政执法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以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追究其行政执法责任。
第三条　市及区县人民政府领导和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监察机关和政府法制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以及各自职责，负责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具体工作。
第四条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违法必究、教育与惩处相结合、过错与责任相适应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将其纳入行政执法责任制，进行岗位考核和目标管理。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违法或者有行政不作为的，可以检举和控告。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被追究行政执法责任时，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对责任追究处理决定不服的，有权依据本办法的规定申请复查、复核。

第三章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方式和适用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方式分为：
（一）责令限期改正；
（二）通报批评；
（三）暂扣行政执法证件；
（四）取消行政执法资格；
（五）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本办法第二章规定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予以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并可以暂扣其行政执法证件；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并可以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需要给予组织处理的，依照有关规定办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错误，未造成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从轻、减轻或者免予追究行政执法责任。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有违法执法或者行政不作为的行为，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应当取消当年度评比先进的资格。

第四章　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权限和程序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通报批评的决定，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行政执法机关作出；行政处分的决定，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作出；暂扣行政执法证件的决定，由市政府法制部门作出；取消行政执法资格的决定，由市政府法制部门报请省人民政府法制部门作出（以下统称“责任追究机关”）。
第二十六条　符合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范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任追究机关应当立案调查，以确定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行政执法责任：
（一）行政执法行为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或者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复议决定撤销、变更或确认违法的；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检举、控告的；
（三）上级机关要求调查处理的；
（四）在行政执法监督检查中认定并要求调查处理的。
（五）新闻媒体曝光的；
（六）其他途径获知的。
第二十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检举、控告，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自接到检举、控告之日起7日内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不予立案的，应当告知不予立案的理由。
检举人、控告人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之日起15日内进行复核，并作出是否应当受理的决定。
第二十八条　决定进行调查的案件，应当自决定立案之日起30日内调查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的，经调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办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20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九条　责任追究机关的调查人员可以向有关行政执法机关调阅、复印有关案卷，询问相关人员。被调查单位和人员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干扰、阻碍调查工作。
调查人员与所调查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人员对调查所涉及的应当保密的事项，不得泄密。
第三十条　行政执法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责任追究机关提出申诉，责任追究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诉之日起30日内作出复查决定；对复查决定仍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复查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责任追究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其中，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规定办理。
第三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监察机关、政府法制部门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机关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相关责任人行政处分：
（一）故意隐瞒违法行为或者发现有违法行为而不立案追究的；
（二）故意加重或者减轻责任人员责任的；
（三）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不移送的。
第三十二条　对行政执法机关的责任追究情况，应当作为当年度政府对其进行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行政执法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情况，应当作为其考核、奖惩、任免的依据，其中行政处分决定应当归入本人档案。

第五章　附　　则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律师风险代理宜规范不宜缓行
——与朱鑫鹏律师商榷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钱雄伟


律师风险代理在近年来逐渐成为律师收费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引发了一些风险代理诉讼纠纷，也陆续有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河南濮阳飞虹律师事务所朱鑫鹏律师在《律师风险代理的实质》（见《中国律师》2003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将案件处理结果与律师收费联系起来的‘风险代理’制度，在理论上不成立，在实践上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法制状况也不相适应。所以，现阶段在中国不适合实行风险代理制度。”对于此论，笔者存有不同的看法，试以此就教于同仁。
朱律师结论的得出，源于以下的逻辑推断：律师代理诉讼的实质是提供一种劳务，对当事人应给付行为而不是给付效果，而风险代理欲给付“胜诉”效果，这就在实践上与我国“法官中心制”的诉讼结构相矛盾，因为律师不可能主导案件的处理，因而这一制度在理论上不成立。要弄清这一推理中的逻辑错误，首先应对风险代理的实质进行分析。
风险代理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所附条件是“胜诉”，符合条件的如下法律特征：是尚未发生的不确定事实，由当事人议定而非法定，与代理行为的主要内容不相矛盾。但“所附条件”还应有一个关键的特征：合法。以“胜诉”作为条件是否合法呢？朱律师认为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所附条件合法；二是所附条件为不法条件，即当案件本身应当败诉但约定胜诉时，例如：拖欠贷款不愿偿还、不履行抚养义务、逃避法律制裁等。笔者认为，正如刑事案件中的“无罪推定”原则一样，在一个案件未经审结以前，不存在“应当败诉而胜诉”一说，在约定这一条件时并没有预存所谓违法性。所附条件是否违法，只能就其本身是否违法进行判断，例如，甲与乙约定，“若能杀丙”则赠与乙1000元，这一所附条件本身就是违法的，才能称其为不法条件。风险代理中的“胜诉”条件，是案件审判中的一个自然结果，本身何谈不法？正如甲农科站与乙村签订新稻种供应合同中，乙方考虑到该品种尚未通过有关鉴定，故与甲方约定“鉴定通过合同生效”的条件，我们同样不可能排除甲方使用违法手段通过鉴定的可能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鉴定通过合同生效”这一所附条件违法的荒谬结论。至于实践中存在的错案，有可能是法官的素质问题，有可能是律师和法官的不正当行为，自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去完善，如果以此种担忧为理由来否定胜诉作为所附条件的合法性，岂不是因噎废食？退而论之，风险代理实践中还尚未见被告在拖欠贷款等案件中使用过风险代理，因为被告应诉别无选择，他也不需要预付诉讼费等，风险代理对于被告而言并无益处，因此此种担忧实属多余，况且律师在做这种被告的代理人时，也不会选择只有高风险而无高回报的风险代理方式。
那么，作为诉讼代理人的律师在风险代理中应当给付委托人什么呢？朱律师通过分析认为，如果附加了胜诉条件的话，律师给付的应该是“胜诉”效果，而我国的诉讼结构和模式却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因此在理论上把审理结果和律师收费联系起来就不成立。笔者以为，律师给付的是代理诉讼行为本身，胜诉的效果不过是所附条件，律师积极的代理诉讼行为和追求胜诉的诉讼结果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律师不可能给付胜诉的效果，假如他能够给付效果，那所附的条件岂不已经是确定的事实，违背了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法律特征了吗？即使是实行“对抗制”的美国，律师也不可能给付胜诉的效果，何况采取“职权主义”的中国，律师只是在法官的指挥下参与诉讼，不能主导案件的处理呢？这就要求律师在签订风险代理合同前，充分地估量其中的风险，在诉讼中尽最大的注意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风险代理真正具有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律师所获得的高回报不过是高风险的相应对价。从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风险代理属于协商收费的范畴，从基本的法律原则上讲，只要风险代理协议能够体现协议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现并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的强制规范，我们并不能找出使其无效的法律依据；并且这种做法对于当事人与代理人双方而言都的确具有相当的实际价值，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之间的这种合意以及相关民事权利义务的约定当属法律应予保护的“处分自由”，并无不合法合理之处。因此，风险代理并不存在不适应我国国情的“水土不服”，它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结构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冲突，强把二者拉在一起，只能是在制度创新中自我设置障碍而已。
风险代理在实践中发挥着如下两方面积极的作用。
首先，是当事人权益维护的有效手段、律师业务拓展的新途径和律师主观能动性的催化剂。诉讼中的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通常情况下（非风险代理模式），代理人无须直接承担这种风险，而对于当事人而言，诉讼风险却直接影响他们对诉讼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判断，只有当当事人对诉讼可能获得的收益有了必要的信心之后，他才会选择诉讼，进而去选择代理人，当事人也可能会因为这一风险而放弃诉讼，使这一块的诉讼代理市场消失。无论当事人还是其代理人，尽管他们追求胜诉欲望与意志有所差异，但总体方向上却是一致的；而诉讼风险对他们的影响，尽管有着直接与间接的不同，但总的损益方向也是一致的。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利益使他们有可能更为直接地共同分担诉讼风险从而获得更大的诉讼利益，应该说选择风险代理是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双赢模式，更好的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激发了律师的主观能动性，也拓展了律师新的业务市场。
其次，是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社会正义的推进剂。虽然我国已经有了法律援助制度，但并不能完全满足有关当事人的需求，风险代理正好可以作为这一制度的必要补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压力，开辟出一条民间救助的合法渠道。它和法律援助是一种良性的互补关系，当事人由于有人分担了其部分或全部的诉讼成本，诉讼风险对于他的影响无疑会大大减少，特别是避免了由于风险的影响而不敢或不愿起诉的无奈窘况，将会引导大量难以通过非诉方式解决的民事纠纷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这对于社会法制建设以及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无疑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正义的实现。
当然，在具体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急需规范的问题。
第一，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欺诈。
风险代理必然涉及到对最终诉讼成果的具体分配，风险代理人与当事人在这里也必然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这是风险代理协议的核心内容，也是目前最为敏感的话题。风险代理人与当事人对于诉讼及其风险的认识能力有着相当悬殊的差别，代理人通过专业的法律知识与丰富的执业经验可以对此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而当事人却往往只有一点感性认识。这种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极有可能导致协议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其主要表现为代理人故意夸大甚至谎称各种风险因素，诱使甚至威逼当事人与其签订显失公平的风险代理协议。这种没有多少风险的风险代理其实更象是奸商们谋取“暴利”的手段，毫无诚信与公平可言，因此将其从风险代理的范畴中剔除出去，是亟待规范的。
第二，律师以不正当手段来谋求胜诉。
由于律师在风险代理中承受着的败诉压力较之非风险代理大得多，而且胜诉的高回报也可能会诱使律师以不正当手段谋求胜诉，而我国的律师制度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还是司法行政机关的政府管理，都未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因此规范律师行为显得尤为紧迫。
第三，胜诉案件再审该判败诉时，律师所收代理费是否该退还、退还比例如何确定。一个案件中审胜诉后，有可能因审判监督程序的改判而败诉，由于风险代理中律师的收费比例较高，一旦发生此种情况，将会引发当事人和代理人之间的风险代理纠纷。
第四，法院处理此类纠纷时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风险代理的适用范围、收费比例限制等问题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会导致风险代理司法纠纷处理结果的矛盾和无所适从。
正因为以上问题的存在，风险代理制度急需明确的法律规范以及具体的监督机制，而规范、监督的重点应在于防止代理人滥用风险代理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破坏司法公正，同时保护风险代理人合法、正当的收益；切不可因噎废食，遇到前进中的问题就以偏概全地对风险代理加以封杀。


钱雄伟
湖北鄂州大学文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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