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因此，如果人们从国家．社会角度出发，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对每一个公民而言，都应是具有利害关系的。进一步推之，公民通过诉讼程序，向法院直接起诉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并不是对他人私权利加以干涉的行为。故而，人们不能把利害关系局限于直接利害关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之所以有权起诉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主要因为，起诉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有权利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对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如人人都视而不见，那么个人、组织的利益也必然受到损害。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正说明了这一道理。只不过，人们这里所言的利害关系非直接而为间接的利害关系。美国所谓的“真正有利害关系”既包括人们这里的直接利害利害关系、也包括间接利害关系，这也正是美国为什么没有独立的公益诉讼制度，而是包含在民事诉讼制度里的原因。传统的民事诉讼制度要求起诉的条件之一是当事人与案件必须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近年来实践中发生大量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我国对民事公共利益司法保护制度的缺失也日益显现。因此，民事诉讼要实现维护私益与公益的双重目标，其制度就必须要有所突破。本文从民事公益诉讼建立的必要性出发，分析了我国当前民事公益诉讼的现状，并对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出几点设想。

　　一、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原因

　　首先，公有制经济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对国有资产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是司法活动的重要任务。现实生活中侵犯国有资产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许多地区或企业，为地方利益、小集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趁企业转制或中外合资等机会低价出售和评估资产价值，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其次，经济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等问题，极大的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益。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诸多新闻媒体，经常报道这样的消息：某某地区引进或建立严重污染环境的制造加工企业，致使当地的空气或水质遭受严重破坏，原先的清泉之乡变成了方圆数里之内找不到卫生饮用水的地方。许多地方乱砍、乱伐、乱开采的现象屡禁不止，当地的森林绿化以及矿产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甚至造成土地沙化、地表下沉，严重危机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对于这些问题，由于行政执法强制力相对较弱，或行政执法存在着盲点等原因，往往屡禁不止或力不从心。甚至相关管理部门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小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或缺乏相关意识等种种原因，没有采取救济手段。入世后，贸易进口的外资进入渠道更为畅通，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可能打着外资的旗号进入中国市场，工业垃圾进口将为我国的环境执法带来更大的困难。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更应当强化环境保护意识，强调可持续发展，不应当继续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以及行政垄断行为，严重破坏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顺利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国家的正常经济秩序。对此，单纯依靠行政部门的监管显然是不够的。这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工商、卫生、质检等管理部门的监管能力和人力资源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二是地方行政执法部门隶属地方政府，地方保护主义下的政府干预往往使执法的难度增大。因此，必须从强化司法监督着手、建立相应的诉讼制度，在行政手段不能的情况下，使民众、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等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途径，维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正常的经济秩序。

　　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假冒伪劣商品以及欺诈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屡有发生，消费者除通过消费者协会或向工商局等部门投诉外，如果以受害者个人身份对厂商或销售者提起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不告不理”原则，法院判决只能针对不法生产者或销售者对消费者个人造成的损害做出赔偿判决，往往不能对其非法的生产或销售活动做出有效的惩罚性判决或颁布禁止令。王海打假，本是出于打击制假劣商品活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目的，但却受法律限制——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不得不先购买伪劣假冒商品，而后才可以消费者身份进行诉讼，但实践中，这种做法风险太大，同一法院往往做出截然相反的判决，而且一旦败诉，原告往往背负沉重的负担，不仅购买伪劣商品的钱款不能得到补偿，而且要承担相应诉讼费用。

　　因此，如何更切实地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迫切需要。

　　二、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现实状况

　　（一）我国对公共利益民事司法保护制度的缺失

　　 近年来，随着人们法制意识的不断增强，公益诉讼案例不断增多，纵观这些带有公益性质的诉讼，发现其结果大多不尽如人意，主要有以下几种结局：

　　1.受害者无法或不愿意提起诉讼。以国有资产流失案件为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公民，国家机关依照全体公民的授权管理国有资产。但对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公民却无法直接提起诉讼，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往往以不具有法人资格为理由拒绝提起诉讼。例如，在湖南省岳阳县的一个案件中，受害者县日用杂品公司和其主管机构县供销社明确表示不愿意提起诉讼，而岳阳县国资办表示不具备法人资格，有管理权而无诉权。最后，不得不由县检察院提起民事公诉，追回国有资产。

　　2.法院以“非适格当事人”为由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判决原告败诉。如浙江台州画家严正学对设在小学隔壁色情娱乐场所进行多次举报，行政机关未予理睬，于是起诉椒江区文体局行政不作为，椒江区法院以严正学不是受害者为理由判决严正学败诉。

　　3.受害者虽然胜诉，但未达到预期的维护公益的效果。河南人葛锐以郑州市火车站厕所收费违法为由起诉郑州铁路分局，案件经过近三年的审理，法院最终判决葛锐胜诉，郑州铁路分局返还葛锐0.3元厕所收费，并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各50元。然而根据媒体的报道，郑州火车站在官司败诉后，还在继续收取入厕费用。

　　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即在于我国现阶段在制度和理念等方面的欠缺，导致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面临着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

　　对于非直接受害人而言，法律上的障碍直接就来自民事诉讼法对起诉主体资格的限制。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显然，这种规定限制了个人和大多数的组织单位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甚至从根本上排除了社会个人和有关组织单位作为原告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

　　对于直接受害人而言，其障碍主要体现在：（1）受害者比较分散，重复诉讼，耗时费力并可能引起法院裁判的矛盾。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判例制度，即使原告“侥幸”赢得官司，这种公益官司的“溢出效应”也是相当有限的。如某位公民就酒店就餐不开发票的行为提起诉讼，法院也判决该公民胜诉，但这一结果的效力只限于本次消费行为。下一次，该公民到酒店用餐，酒店仍然可以不开发票，其他人也得不到发票。你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只能再次为自己打一场官司。（2）起诉的成本一般要高于可期待利益。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思所言：“如果私人成本超过私人利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从事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在起诉者一般居于弱势地位的情形下，个人通过传统民事诉讼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为获得救济的耗费，在诉诸法律主张权利对其而言极不经济的时候，权利人起诉的原动力便会大为削弱。（3）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备，法律制裁措施不力。民事公益诉讼建立在民事诉讼基础上，法院裁判案件当然要适用民事责任之规定。但我国现有的民事责任方式显然难以胜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的。一方面，损害赔偿是常用的民事责任方式，但在垄断案件、环境污染案件等大规模损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难于精确计算；另一方面，当违法行为已经发生，而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原状等措施又难于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的情况下，对违法行为人予以罚款、限制或抑制其行为能力如吊销许可证、执照等，更能够充分发挥法律的制裁功能，并能避免其再度违法，但这些措施属于行政责任方式，法院无权采用。因此，让法院仅仅在现有的民事责任的框架内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裁决，民事公益诉讼将难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我国存在构建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条件

　　首先，国外民事公益诉讼理论和规定相当成熟，可以借鉴、吸收和移植。公益诉讼在古罗马时期就已产生，它是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的，按照“有权利必然有救济”的原则，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市民均可提起。近代国外的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有两种主要的模式：一是美国的公益诉讼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依靠判例的形式形成和发展公益诉讼机制，并以适当的法律规定加以健全和完善。二为大陆法系公益诉讼模式。

　　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并可以上诉。

　　其次，我国存在充分的民事公益诉讼宪法、实体法依据。我国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公益诉讼，但公益诉讼在宪法上存在充分的依据。根据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第12条规定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此外，关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的民事权利的保护，我国实体法也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再次，近年来，我国民事诉讼的大胆实践已现实地突破了民事诉讼法有关公益诉讼规定的空白，针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问题，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关于公益诉讼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几点设想

　　（一）完善当事人适格制度

　　我国当事人适格制度奉行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在维护公共利益领域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要构建一个完整的公益诉讼体系，前提是修正“直接利害关系人”原则。笔者认为，公益诉讼既然是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程序制度，就应当体现其社会性、公共性，允许更广泛的更能代表不同层次利益的法律主体进行公益诉讼，不应有所限制。且赋予国家机关、有关组织、公民个人均有诉权，分别能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不足之处，形成强大的诉讼合力，充分保障违反公益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

（2010年1月21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1年9月28日海南省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从业人员在生育和实施计划生育手术期间得到基本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城镇的各类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为本单位所有从业人员缴纳生育保险费。

外国人在本省范围内就业的，参照本条例规定参加生育保险。

第三条 生育保险基金按照“以支定收、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筹集，实行全省统筹。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生育保险的行政主管部门。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生育保险登记、缴费数额核定、个人权益记录、生育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

本省地方税务机关（以下称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负责生育保险费的征缴工作。

财政、劳动保障、卫生、价格、计划生育、审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生育保险工作。


第二章 生育保险费征缴


第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从业人员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第六条 用人单位按不超过本单位从业人员月缴费工资总额0.6%的费率缴纳生育保险费，省人民政府可以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具体费率由省人民政府根据生育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确定。
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月缴费工资总额按本人实际工资总额确定。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实际月工资总额低于全省上年度在岗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60%的，其月缴费工资总额按全省上年度在岗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确定。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本人实际月工资总额超过全省上年度在岗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第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登记。新成立的用人单位应当自取得营业执照或者获准成立后30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生育保险参保登记。
用人单位的生育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依法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用人单位办理登记、变更和注销手续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登记、变更和注销情况通知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生育保险费数额，由用人单位按月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并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用人单位不按照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生育保险费数额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额的110%确定应当缴纳数额；没有上月缴费数额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该单位的经济状况、从业人员人数等有关情况确定其应当缴纳数额。

用人单位未办理生育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生育保险费数额。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或者确定的应当缴纳的生育保险费数额，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生育保险费。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提供用人单位生育保险登记及变更登记、销毁登记等情况，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告生育保险费的征缴情况。

第九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有权核查用人单位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账册等有关资料，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不得伪造、变造、谎报、瞒报或者隐匿。必要时审计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参与核查的单位应当保守用人单位的相关秘密。

第十条 用人单位因依法破产、撤销、解散或者其他原因终止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清偿其欠缴的生育保险费及利息、滞纳金。


第三章 生育保险基金


第十一条 生育保险基金来源：

（一）用人单位缴纳的生育保险费；

（二）生育保险基金的利息收入；

（三）按照规定收取的滞纳金；

（四）其他依法应当纳入生育保险基金的资金。

第十二条 生育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用于参保人的生育保险费用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十三条 生育保险基金的年度预算、决算，应当按照国家及本省的有关规定编制、报请批准，并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征收、管理生育保险费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经费和经办生育保险发生的基本运行费用、管理费用，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不得从生育保险基金中列支。


第四章 生育保险待遇


第十四条 符合以下条件的从业人员可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一）符合国家和本省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
（二）用人单位为其从业人员累计缴纳生育保险费满12个月以上，且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期间处于正常缴费状态。

从业人员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

以上两款规定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从业人员未就业配偶不得重复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

第十五条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生育医疗费用包括：
　　（一）生育的医疗费用，包括从业人员或从业人员未就业的配偶妊娠期、分娩期和产褥期内，因生育发生的检查费、治疗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床位费、药费以及分娩并发症等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
　　（二）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包括从业人员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流产术、引产术、绝育及复通手术等因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项目费用。

从业人员放置或取出宫内节育器、流产术、引产术、绝育及复通手术等因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发生的符合规定的医疗费用，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十六条 用人单位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法定休假期间内，由领取工资变更为享受生育津贴：

（一）女性从业人员生育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产假的；

（二）从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假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生育津贴按月支付。生育津贴月标准为用人单位上年度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当年成立的用人单位，其从业人员的生育津贴月标准为全省上年度在岗从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女性从业人员享受生育津贴按下列规定计算：
（一）妊娠7个月以上生产或者引产的，妊娠不满7个月早产的，按3个月计算。难产的，增加半个月；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半个月。
（二）妊娠3个月以上、不满7个月终止妊娠的，按1个半月计算；
（三）妊娠不满3个月终止妊娠的，按1个月计算。
（四）女性从业人员实行输卵管结扎手术的，按1个月计算。
男性从业人员实行输精管结扎手术的，享受生育津贴的天数按半个月计算。

第十八条 生育津贴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本条例的规定拨付给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发放。

从业人员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其实际工资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补足；高于其实际工资的，用人单位不得截留。

从业人员依照《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八条规定享受增加的产假和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护理假期间，本条例未规定给予生育津贴的，其工资由原发放单位发放。

第十九条 在本省退休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其所在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的，可以享受除生育津贴之外的生育保险待遇。

第二十条 从业人员和从业人员未就业的配偶异地生育，或者从业人员异地实施计划生育手术的，其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二十一条 下列生育及其并发症医疗费用、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用，生育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一）不符合国家和本省计划生育规定的；

（二）不符合本省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项目规定的；

（三）在国外或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发生的；

（四）因医疗事故发生的；

（五）按照国家或本省规定应当由个人负担的。

第二十二条 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会同发改、财政、卫生等部门确定生育保险基金用于支付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未按本条例规定参加生育保险，或者参加后中断缴费且累计缴费不足12个月的，其从业人员的生育保险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


第五章 生育保险的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生育保险实行医疗机构定点管理。所在地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资格认定工作。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会同卫生部门制定生育保险定点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

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与取得定点资格的医疗服务机构签订医疗服务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实行动态管理，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参保人应当到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就医。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必须向参保人告知有关生育医疗服务是否属于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和收费明细情况，不得违背参保人意愿提供自费药品、诊疗服务，也不得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为参保人提供生育医疗服务。

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违反上述规定的，参保人有权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投诉。

第二十六条 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给定点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费用，可采取限额、定额、项目付费的方式结算。具体结算办法由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

第二十七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权检查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在诊断、检查、治疗、供药及收费过程中执行生育保险规定的情况。必要时卫生和价格管理等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有权在支付医疗费用前审验医疗处方、医嘱、诊疗报告单、病案、费用收据等有关资料。

定点医疗服务机构或其他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医疗处方、医嘱、诊疗报告单、病案、费用收据等有关资料，不得伪造、变造、谎报、瞒报或者隐匿。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及参保人有权查询生育保险缴费信息和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等情况。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其他相关机构应当及时提供。

用人单位应当每年向本单位从业人员公布缴纳生育保险费情况，接受其监督。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有权对生育保险费征收、生育保险待遇支付和生育保险管理等工作进行监督，有权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举报。社会保险、监察等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按照有关规定查处，并为举报人保密。

用人单位和从业人员有权就有关生育保险争议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生育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应缴生育保险费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伪造、变造、谎报、瞒报、隐匿、故意毁灭从业人员名册、工资发放表、财务会计账册等资料，或者不设账册的，致使生育保险费缴费基数无法确定的，除依法对单位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处罚外，依照本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征缴。

第三十三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人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其他相关人员或者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服务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骗取生育医疗费、计划生育手术费或者生育津贴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生育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属于生育保险服务机构的，解除服务协议；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依法吊销其执业资格：

（一）伪造、变造生育保险证件、医嘱医案、医疗费凭证的；
（二）谎报、虚列就医人员名单、诊疗项目、治疗时间、医用材料、药品的；
（三）违反价格规定，虚报诊疗项目、医用材料和药品价格的；

（四）其他违反生育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违反本条例生育保险有关规定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取消其定点资格。

第三十五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追回被挪用或者流失的生育保险基金；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入生育保险统筹基金；对其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将生育保险费计入生育保险基金的；

（二）未按规定将生育保险基金存入生育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的；

（三）贪污、截留、隐匿、转移、侵占、挪用生育保险基金或者违规投资运营的；

（四）擅自减、免或者增加用人单位应当缴纳的生育保险费的；

（五）擅自减发或者增发生育保险待遇的；

（六）违反生育保险基金保值增值规定，造成基金损失的；

（七）其他违反生育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财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有前款所列行为的，由有关部门追回被挪用或者流失的生育保险基金及违法所得，并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解释。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10年6月1日起施行。省人民政府于2001年7月1日起施行的《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生育保险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