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等功”与诽谤有何关系？
杨涛
11月11日，达县常务副县长马先奎向当地法院递上刑事附带民事诉状，将《检察风云》(上海市检察院主办)杂志社及《意源公司拍卖槌响惊八方》一文的作者丁毅推上被告席，请求法院追究丁毅诽谤罪，责令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同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11月15日)
这起官司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除了因为是涉及媒体是否侵权外，更主要是跟原告的特殊身份有着关系，马先奎是现任的达县常务副县长、原达县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官员、公众人物，一方面，他享有普通公民所享有的名誉权，但另一方面，他也比一般公民更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因而，当他的名誉权与舆论监督发生冲突时，如何平衡这二者的关系，当然受到特别的关注。
这桩官司因何而起呢？原来，2004年《检察风云》第21期刊登了署名“丁毅”的文章《意源公司拍卖槌响惊八方》，该文第三部分写道：“马副县长原是达县检察院检察长，当检察长时，他曾把县粮食局的某副局长等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看守所达数百天，他曾指挥把一个帮银行揽储的企业会计以贪污罪抓进监狱关得疯疯癫癫。某派出所所长将一村民打死后，他领导下的检察院还签发了对被打死者的逮捕证以平息事态。干了不到一届检察长，他便指挥办了七八件这样的冤假错案，错案办得太多，马检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据说他曾托人求市里一位领导把他调到县政府任职，那位领导说：‘连一个检察院都搞得一团糟，怎能把一个县的工作交给他搞？’但后来，还是那位认为马某不可重用的市领导点头，让他当了达县的常务副县长……。”
原告在起诉书中称：丁毅的上述报道纯属捏造，恶语中伤，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该杂志凭什么说是错案？又有什么凭据报道市里某领导对自诉人的评价？马在起诉书中称：自己在达县检察院工作期间，特别是任检察长以来，被最高检察院记个人一等功，被四川省高级检察院记三等功，被树为四川省“优秀检察官标兵”，县人大常委会授予“人民的好检察官”；他领导下的达县检察院被四川省检察院评为“五好检察院”，“我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国家相关机关已有结论，作者凭啥就视而不见，一篇报道就抹煞得干干净净？
从起诉书上，我们看不出原告提供了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捏造的事实。须知原告提起的是刑事附带民事诉状，要求追究原告的诽谤罪，所谓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以损害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刑事自讼中，自诉人就必须举出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捏造了事实，才能追究被告的刑事责任。原告却只是说：“上述报道纯属捏造，恶语中伤，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然而，“纯属捏造，恶语中伤”是要用证据来说话的，而“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更不是理由，因为如果有上级检察机关或法院对上述案件作出错案的结论，那还需要舆论监督吗？舆论监督的要义就是对国家机关可能作出错误的认定或怠于职责的行为进行监督，促使他们加以改正或积极履行职责。
至于原告举出“被最高检察院记个人一等功”等立功受奖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侵权更为荒唐，法庭并不摆功的地方，姑且不说上级机关完全有可能看花眼的时候，而且无数事实说明所谓“英模”、“劳模”并不是一辈子就只会做好事。用自己被记一等功的事实与证明被告涉嫌诽谤罪有何关系？
原告作为官员有能力也有义务在文章发表后，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启动调查程序，彻底调查事实真相，如果自己有确凿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相关媒体，以回应舆论监督，澄清事实。如果在此基础上，发现作者有故意捏造事实以损害自己人格、名誉而非正当监督的目的，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作者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但是，官员一旦有批评自己的文章问世，动辄提起诉讼，要被告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事实正确，作者和媒体不是司法机关，没有足够有力的调查手段，并且基于报道的时效性，其对官员的监督只能基于合理怀疑和有限的证据，必将面临败诉的局面。如此一来，言路被堵塞，而官员又可能凭借诉讼规避了在舆论监督下国家机关本应对其的调查，其违法违纪事情可能因为诉讼的进行而无人追究了，这将是舆论监督的悲哀!
在现代社会，官员是掌握公权力的人，而权力不受监督又容易滥用，舆论监督是对官员合法运用权力的必要保障，官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体现了权力为民有、民享。因而，官员在面对舆论监督，其名誉权要受到倒是合理限制，其名誉权的保护是最低限度的保护，这是平衡舆论监督与对官员名誉权的必须结果。所以，笔者主张，要对官员的名誉诉权进行合理限制，官员在起诉时就必须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媒体和作者的报道失实并有损害其名誉权的故意，否则法院就不应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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