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乌兹别克斯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斯拉姆·卡里莫夫于2012年6月5日至7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北京峰会。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务实合作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达成一系列广泛共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建交20周年来双边合作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

　　双方强调将遵循《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双方重申，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相互关系基本原则和发展与加深互利合作的声明》和二00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为中乌发展互利和长期伙伴关系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双方一致认为，切实落实上述具有关键意义的文件，恪守相互尊重、平等互信、互利合作的原则，中乌关系发展将有持久动力。

　　基于当前双边关系的全新水平，同时坚信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战略伙伴关系将促进两国关系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际取得进一步发展，双方声明如下：

　　一

　　双方一致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战略伙伴关系水平。双方将切实贯彻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各项共识精神，从新的战略高度积极促进和加深双方政治、经贸、金融、交通、科技、人文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

　　双方将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对方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对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支持双方在国际上提出的合作倡议。

　　双方重申支持对方为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不参与有损对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同盟或集团，不采取任何此类行动，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

　　双方不允许第三国利用本国领土从事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活动，不允许任何国家在本国领土建立此类组织和团体。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乌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中方高度评价乌方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一大业。

　　二

　　双方决定共同推动扩大贸易、金融、投资领域互利合作，认为这是推进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

　　双方愿推动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及其分委会积极运作，充分发挥双边经贸、能源、交通、科技、人文和安全领域合作机制，为双方商品、服务、投资、技术进入对方市场创造良好条件。

　　双方将继续执行两国于二00九年十月十四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长期贸易协定》和二0一0年六月九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间非资源和高科技领域合作规划》。

　　双方将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各类企业的可行性，包括先进工业和创新型企业。

　　双方将研究中国企业扩大向乌兹别克斯坦投资问题。双方将为两国企业相互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双方认为，这对扩大双方投资规模至关重要。

　　双方高度评价金融领域合作成果。在该框架下双方在乌兹别克斯坦完成了各个领域的合作项目。双方愿继续在中方提供援助和贷款基础上实施合作项目。

　　双方高度评价能源领域合作成果，指出保障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管道天然气长期稳定供应，以及加强石油、天然气、铀矿共同勘探开发，运用可再生和替代能源新技术的重要性。

　　双方将加强交通领域合作，并指出中吉（尔吉斯斯坦）乌铁路是战略项目，符合中国和中亚国家利益。双方将与有关方面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启动项目建设。

　　双方认为，发展科技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互利合作，对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双方将加强专家交流，发展关键领域的双边科研合作。

　　三

　　双方指出，国际合作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和区域性挑战及安全威胁，共同致力于推进全球和地区的和平、安全和发展。

　　双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成员国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10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政治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新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中乌将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共同应对时代挑战，巩固本国和地区稳定，实施现代化和创新发展，提高自身竞争力。

　　双方将进一步深化在本组织内的协调配合，提高本组织应对各种危机和安全威胁能力，促进成员国务实合作交流，为建设持久和平、稳定、繁荣的地区作出不懈努力。

　　双方强调，在本组织内解决国际和地区事务时将继续奉行不结盟、去意识形态、不对抗的方针。

　　中方高度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工作给予的鼎力支持。

　　四

　　双方坚决谴责和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并强调，它们是本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

　　双方将在二00三年九月四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合作协定》的基础上，全面加强两国执法、安全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共同打击包括“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并加强在双方境内举行的大型国际活动安保等方面合作。

　　双方重申加强两国天然气管道以及其他大型油气项目安保合作的必要性。

　　五

　　双方一致认为，中亚保持和平稳定，符合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双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亚国家内政，破坏中亚的和平稳定，为促进中亚地区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做出应有贡献。

　　六

　　双方强调，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同阿富汗局势密切相关。双方始终高度关注阿富汗局势未来发展及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双方高度评价两国为实施阿富汗社会经济项目所作贡献，认为这为实现阿富汗和平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正促进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从而推动其发展成为对邻国和整个地区而言繁荣的国家和积极的因素。

　　七

　　双方将继续在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进行合作。

　　八

　　双方指出，发展人文领域合作将进一步巩固两国世代友好，愿继续在文化、教育、艺术、体育和旅游等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积极合作。双方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实施“家庭年”计划方面开展交流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和中国人民给予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热情友好接待表示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

　　　　　　　　　　　　　　　　　胡锦涛（签字）　　　　伊斯拉姆·卡里莫夫（签字）

　　　　　　　　　　　　　　　　　　　　　　　二O一二年六月六日于北京





　　内容摘要：从理论上讲，公司在完成登记之前并不具有法律人格，不能以公司名义与外界进行交易。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以公司名义订立的与设立公司无关的交易合同是否有效，其责任归属如何，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规定，但此类情况却在现实中屡有发生。因此，明确此种交易行为的效力及其责任归属实有必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立法的分析比较，建议我国应完善此问题的立法，以确保市场交易安全。

　　关键词：非必要行为 效力 责任 借鉴 建议


　　公司设立中的非必要行为是相对于必要行为而言的，即超越了公司设立必要行为的其他交易行为。我国《公司法》第23条、77条规定了设立公司除需要一定数额的注册资本外，还应当具有必要的住所，即主要办事机构。因此，公司设立必要行为不能仅限于公司设立的固有行为，还应当包括为实现公司设立的经营条件而实施的开业准备行为。

　　设立公司的固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订立发起人协议、订立公司章程、选举董事、监事、申请设立登记、募集股份、出资、认股、缴纳认股款、召开公司创立会议和申请成立登记。以上各行为均属于设立公司要符合法律条件而必须为的行为，故属于公司的固有行为。然而在固有行为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公司设立的附属行为。例如，公司设立中为完成设立过程中的法律事务，如请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与证券公司订立的报销代销协议，与股款代发银行签订代收协议等法律行为均因设立公司的固有行为附带产生，亦属于设立公司所必要的行为，应和固有行为一起统称设立行为。除此之外，为达到我国《公司法》对于设立公司时对经营场所和经营条件的要求，设立公司的必要行为还包括开业准备行为，如订立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租赁合同，订立房屋买卖租赁合同或建设工程合同，订立办公设备的买卖或租赁合同，订立工作人员的雇佣合同等等。

　　以上这些行为，均属于设立公司时为符合法定条件而进行的各种行为，即广义上的设立公司所为的必要行为。公司设立中的必要行为以外的行为，就是非必要行为，尤其指为保有商业机会而以公司名义与第三人进行交易的行为。

　　一、明确公司设立中非必要行为效力及责任归属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讲，公司在成立之前不得以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对于第三人而言，设立中公司以未存在的法律实体之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容易导致欺诈。对于公司登记制度而言，若允许公司在登记前就可以从事商业行为，等于允许公司在开业前进行营业行为，使得公司登记制度失去存在意义。然而有时发起人为了公司成立后之利益，利用稍纵即逝的商机而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交易，若将此种交易行为完全视为无效，不仅会打击发起人设立公司的积极性，对第三人也会造成损失，使得交易安全荡然无存。因而，明确该非必要行为的效力及责任归属非常有必要。

　　但该行为之效力约束何人？若行为效力完全归属于公司，一方面，发起人可能会滥用权力订立合同，损害将来成立之公司的利益；一方面，也使发起人有机可乘利用设立公司来逃避债务。但若行为效力完全归属于发起人，又会使得发起人承担过多不必要之责任。正是基于上述考虑，现代公司法既没有明确要求公司就发起人在公司成立前所为的一切合同对第三人承担义务和责任，也没有完全要求发起人就自己代表公司与第三人所缔结的一切合同承担法律责任。

　　二、公司设立中非必要行为效力及责任归属之国外立法借鉴

　　我国有学者认为，只要设立中公司实施的不是设立公司的必要行为，而是经营行为，则因其为法律所明文禁止，应为无效行为，由行为人和设立中公司对因此产生的责任负连带责任。然而，这种“超越经营范围无效”的规则因严重影响交易安全而已逐渐被淘汰，我们对待设立中公司的非必要交易行为亦应如此，不能简单的因为其“超越范围”而认定其无效。

　　英美法系公司法理论认为，公司成立前订立的合同对公司来说，是无效的，原因是公司并没有以法人身份存在。但对于发起人而言，合同并不总是无效，他应当对其订立的合同承担责任。虽然设立中公司以公司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属于违法，但为了交易安全与社会稳定，维护交易成本，保障合同相对人的权益等各因素的考虑，也不能认定其当然无效。我们应当从合同内容角度来考察，只要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即应认定合同为有效，这样既维护交易安全，又使得合同相对人权益得到应有人保护。

　　对于此类行为法律后果之归属及行为欠缺之救济，我国台湾及国外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台湾《公司法》第19条规定：“未经设立登记，不得以公司名义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法律行为。”“违反前款规定者，行为人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十五万元以下罚金，并自负民事责任，并由主管机关禁止其适用公司名称。”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立法禁止设立中公司以拟成立公司的名义从事非必要交易行为，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归属于行为人个人。

　　（一）德国立法例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1条第2款规定：“未在登记前以公司的名义实施行为的，行为人负个人的或连带的责任。”《德国股份公司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在进行商业登记前，股份有限公司不作为股份有限公司而存在。在公司登记前以公司名义行为的人，负个人责任，数人行为的，其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任。”第2款又规定：“公司通过债务人签订合同，用公司代替原债务人的方式来承担一种在公司进行登记之前以公司的名义承担的债务，无需债权人同意就可使这种债务接收有效，只要在公司进行登记三个月内就债务接收达成了协议并且由公司或债务人即可。”

　　可见，德国对于设立中公司的非必要行为责任归属的规定有以下几点：1、设立前公司的非必要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行为人个人。但若公司愿意接受该合同，则由公司代替发起人承担行为法律后果，发起人责任归于消灭；2、公司接受该行为之法律后果只需通知债权人即可，无需经其同意。此规定与民法中的债务承担略有区别，此类行为之债务承担无需经债权人同意，只需通知债权人即可；3、公司同意承担该债务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表示，超过此期限，即公司设立登记后三个月，公司即丧失该形成权。此规定旨在监督公司及时作出决定，以明确合同责任之归属，保护合同相对人。

　　（二）美国立法例

　　从美国公司法看，此类行为可分为两种情况考虑，责任归属也不尽相同。其一，合同相对人不知公司尚未成立的事实而与之订约；其二，相对人已知悉公司尚未成立而与之订约。第一种情况下，发起人未告知相对人公司没有成立，即冒用公司的名义，行为人当然应该承担个人责任。但如果公司在成立之后接受了该合同，行为人即可免除个人责任。但此种免除并不是当然、绝对的，如果公司不能执行该合同，法庭仍然可能让创办人承担个人责任。

　　公司的接受可以有两种方式，即明示和默示。明示方式如董事会通过决议接受或将接受合同的决议通知对方。默示方式，例如公司允许对方执行合同并使公司得到合同的利益，此种方式即可认为该公司默认注册前所签订的合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公司与相对人协议修改合同，则此行为是对合同的更新当然属于一种默认，但此种情况下，由于合同已修改，即相当于一个全新的合同，因此公司必须履行该合同，承担责任，而行为人则当然的免除责任。

　　（三）英国立法例

　　公司注册前合同行为无效，当然包括非必要性为，但此无效只限于对公司无效，对行为人是有效的，行为人应当负个人责任。当然，公司可通过契约更新（novation）来履行注册签合同。契约更新的方法是通过双方在公司注册后从新订立合约来推断的，而不是根据公司在成立后仍受旧契约约束这一错误思想来推断的。

　　从上述国外立法例可以看出，各国立法有其相同之处，即公司设立中非必要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行为人，即合同在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产生约束力，对公司无效。但公司可以通过考虑自身利益来决定是否接受该合同，如果公司成立后决定接受合同，则行为人可免除其个人责任，合同对公司与相对人有约束力。

　　三、完善我国设立中公司非必要行为责任承担的几点建议

　　我国《公司法》第211条款规定：“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或者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分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名义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该法条并未明确规定设立中公司的行为无效，而是以责令改正为首选。但是如何改正，改正到何种程度，也没有明确的规定。总之，我国公司法法律规范没有以明确的法律责任直接规定发起人以公司名义订立的设立行为以外的合同的法律效力，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对于设立中公司非必要行为的效力及责任归属，笔者认为应参考国外立法例，有以下几点具体的建议：

　　1、公司在设立中非必要行为只要其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其为有效。因为若一概否认其效力，不仅不利于提高交易效率，还会有损于相对人的利益，破坏交易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