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纠纷案件中，对案件的判决主文无非两种表现形式：“准予原、被告离婚”或“不准原、被告离婚”。这种惯例在审判实践中长期适用，其表述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涉及到此处的法条中均表述的是“不准离婚”。 然而,不准离婚判决有着较多不妥之处，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已无法跟上社会和法学发展的步伐，甚至严重制约着我国婚姻立法的完善。因此，改革判决不准离婚制度已成形势之需。
　　一、判决不准离婚制度之弊端分析

“不准离婚”的判决违背了婚姻自由原则。离婚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属于典型的私法范畴。婚姻权是一种私权，婚姻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离婚自由。离婚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当然地含有男女任何一方都有权基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提出解除婚姻关系的要求，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加以干涉的含义。婚姻自由跟其他自由一样存在边界，不允许恶意越界，通常情况之下只能基于正当理由进行限制而不能加以剥夺，这是公认的基本法理。而“不准离婚”就有剥夺公民离婚自由之嫌。现代民事诉讼模式已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变，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均承认法官在审判时的中立和消极地位。而“不准”表达的却是“不允许”、“禁止”之意，给人一种行政命令的感觉，体现的是法院的裁判意志，过分突出了国家强制力对公民私权的限制，明显带有“职权主义”色彩，有悖现代司法理念。

（二）“不准离婚”的判决并不能达到挽救当事人婚姻的目的。我国素有“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的说法，法院也希望当事人能够尽量维持婚姻，但不准离婚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按照民事诉讼法和婚姻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实践中，一般要先做和好的调解。调解和好不了，法院可以做离婚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可制作离婚的调解书。在不能调解离婚时，才可能产生不准离婚的判决。这是法律规定的程序。经过如上的程序后，虽然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未被解除，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已进一步恶化，能够继续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判决“不准离婚”有失法律的权威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是对纠纷的权威性判断，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予以变更或撤销（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法院“不准离婚”的判决只不过是从法律上维持了原、被告的婚姻关系，这种婚姻关系是人身关系，并没有可供执行的内容，况且生效判决在事实上也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及社会应有的尊重。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只要当事人坚持要求离婚，除时间因素之外，最终均可达到离婚的目地，“只有结不了的婚，没有离不了的婚”。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当事人事后经协商一致，还是可以到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或以被告的名义起诉到法院调解离婚，此时法院的判决就自然失效，成了一纸空文。当事人公然违背法院“不准离婚”的强制性判决，再进行合法离婚，同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不准离婚”的判决此时既显得苍白无力又无可奈何。

　　（四）判决不准离婚容易造成家庭暴力的滋长。夫妻中之一方，特别是男方，在诉诸法律要求离婚遭受失败后，往往也就是其实施家庭暴力的开始。一方面，由于无法达到离婚之目的，心里更加痛苦，如果长期压抑控制不住，往往会以家庭暴力的形式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了“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是准予离婚的法定条件，一些离婚不成的当事人为了达到离婚之目的，便开始实施家庭暴力，人为制造离婚的法定条件。而家庭暴力的实施，往往又会进一步恶化夫妻之间的矛盾，酿成恶果。因为暴力之下必有抗争，抗争必然带来更疯狂的暴力，最后有可能转化为刑事犯罪，酿成更大的悲剧，如经常见之于媒体的诸多残杀妻子、毁妻容貌等婚内暴力杀人、重伤案件，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国有句古话，叫“捆绑不成夫妻”。夫妻关系既已破裂，就应予以解除，硬凑合在一起的夫妻是毫无幸福可言的。几千年来深受“捆绑婚姻”之苦的中国人，现在却堂而皇之地以法律的名义，通过“判决不准离婚”来捆绑难以维持的婚姻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是历史悲剧的重演。

　　（五）判决不准离婚违背了婚姻法关于离婚制度的立法意图。从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意图看，是希望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解除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应该说，这一立法意图是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的。当夫妻间因种种原因（包括感情因素），无法共同生活下去的时候，其实就反映了夫妻婚姻关系的破裂。当夫妻一方因对方不同意离婚而诉诸法律时，是想寻求法律为其解除痛苦，而不是期望利用法律来维持这种痛苦。而司法实践中，法官却硬要将“不准离婚”这种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判决强加在当事人头上，这与我国婚姻法立法意图是不相符的。

　　（六）判决不准离婚容易产生不良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方面，判决不准离婚后，不少当事人会因此而到处上访，对法院纠缠不休，而且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又会向法院重新起诉离婚。这无疑会增加当事人的诉累，浪费法院的诉讼资源，增加当事人及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判决不准离婚后，并没有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要求离婚的一方难以因此而回心转意，而不愿意离婚的一方也并不会因为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就能得到其预想的和睦幸福的婚姻。这种判决，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原被告双方的权益都无法得到保护。在不准离婚判决的制约下，原来要求离婚的一方往往会离家而另寻新欢，有的甚至重婚。而留在家里的，往往又会使夫妻间矛盾加剧。有的一方趁另一方不在时，将共同财产大量隐匿、转移、变卖甚至损毁，待判决执行时已荡然无存。有的夫妻只顾自己尽快解脱，对子女全然不顾，遗弃未成年子女，让子女流落街头。还有的妇女甚至携带未成年子女一同自杀等等。这些情况，都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二、完善我国不准离婚判决的对策

　　鉴于不准离婚判决的上述缺陷,结合国外的离婚诉讼之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对我国的不准离婚判决制度进行修正和完善,以确保法律自身内在逻辑的自洽和顺畅。

　　（一）用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替代主要适用于“绝对不准离婚”之情形。因为既然当事人的离婚请求不符合亲属法关于离婚条件的规定,或者虽符合离婚实质条件但判决离婚会造成对方困难或对对方过于严苛,或者对方有合理的抗辩,则法院就应当给予否定的回应,直接判决驳回离婚诉讼请求。这一判决的既判力效果是阻止当事人以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的离婚事由再次起诉离婚,只能以言辞辩论终结后新出现的事实或理由再诉。这一替代做法可以有效地防止重复起诉或滥诉。

　　（二）采取“暂时中止诉讼”替代适用于“暂时不准离婚”之情形。暂时的时间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但最长时间以不超过6个月为宜。暂时不准离婚期间,法院可以试行调解,也可以促进当事人进行和解。“暂时不准离婚”是一种临时性的裁判,法院应当使用“裁定”或者“命令”而不是“判决”。临时性裁判到期后如果当事人之间仍未达致和解,法院应当恢复审理。之前的诉讼主张、诉讼资料等重新被激活,不用担心被裁判既判力所遮断,因为这样的临时性裁判原本就没有既判力。

　 （三）引进别居制度。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应准予离婚。这项规定，其实是对夫妻间的别居权作了侧面的肯定。但这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别居制度。别居（Separated），又称分居，是指夫妻双方之间不存在家庭共同生活，并且一方或双方拒绝婚姻共同生活之情形。该制度产生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会法，它是禁止离婚主义的产物，在西欧实行了数百年之久，虽几经变迁，仍沿袭至今，并为不少国家所接纳。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别居制度，改革判决不准离婚制度。在离婚诉讼中设立一个缓冲机制，在缓冲期内给予夫妻双方一定的时间来调整心态，以挽救一些夫妻关系尚未破裂的婚姻。缓冲期过后，如双方矛盾仍未得到化解，则适用婚姻关系破裂原则，依法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国家教育委员会


国家教委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1995年8月18日，国家教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现就当前实施《教育法》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领导，深入学习，转变职能，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教
（一）贯彻实施《教育法》，是保障和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件全局性大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与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把《教育法》的实施作为一项根本任务，认真抓紧、抓好。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研究、解决《教育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组织落实《教育法》的各项措施。要把贯彻实施《教育法》，依法治教，作为考核教育行政干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负责人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
（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要进一步组织广大干部、教职工深入学习《教育法》，完整准确地理解《教育法》的精神实质，树立全面依法治教的观念。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学习《教育法》列为教育系统法制宣传教育第三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并作为“九五”期间教育行政干部和校长培训的重要内容。同时，要面向社会，广泛宣传《教育法》，推动全社会形成依法治教的法制环境。
（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适应全面依法治教的需要，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强教育法制工作。要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逐步转移到主要依靠法律手段管理教育，依法行政，提高宏观管理水平，维护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合法权益。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实施《教育法》，同实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密切结合，同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密切结合。要充分运用《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着重解决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切实保障本世纪末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以《教育法》为依据，努力解决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依法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四）当前，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抓紧拟定教育事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并列入当地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积极拟定和落实达到规划目标所应采取的政策措施，确保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真正落实。
（五）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会同财政、人事等有关部门拟定中等以下各类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开支标准、教职工编制标准和校舍面积、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基本办学条件标准，为逐步实行按标准和定额拨付教育经费，保障各级教育的财政拨款实现“三个增长”提供依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做好教育经费需求测算的基础上，向同级人民政府提出教育经费年度预算的建议。要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逐步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实行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
国家教委与国家统计局已经实行对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的年度统计公告制度。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也应会同同级统计部门建立地方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的统计公告制度，向社会公布。
（六）根据《教育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义务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中央已从今年起增拨了义务教育专款，各地应对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义务教育专项资金的情况进行检查，凡未设立的，应尽快落实。
（七）各地应当针对当前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教育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费附加的征管办法，加强管理，切实做到足额征收，并保证主要用于义务教育，不得挪作他用。
（八）教育集资由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集资款项只能用于本乡、镇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危房改建和修缮、新建校舍，不得挪作他用。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教育集资活动加强监督和管理。
（九）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配合税务等有关部门，以《教育法》第五十八条为依据，对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勤工俭学、社会服务或举办校办产业，逐步落实优惠政策，并加强监督和规范。
（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人事、财政、计划等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的保障机制，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教师工资水平监控机制。要以实施《教育法》为契机，对拖欠教师工资问题进行检查，并督促有关地区尽快兑现。
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人事等有关部门，制定统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规划。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做到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要按照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逐步减少民师数量，实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师问题的目标。
解决教师住房问题，是贯彻《教育法》、《教师法》的重要内容。要抓住当前贯彻去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职工住房会议精神的有利时机，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积极推进教职工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的改革，尽快使城市教职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当地居民平均水平。
（十一）要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地方政府的统筹，进一步完善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积极推进“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使教育更好地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高等教育要逐步向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行政管理、以省级管理为主的体制过渡。当前，要在国务院领导下，着重搞好：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和结构、布局调整的规划；研究解决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政策；积极而又扎实地推进以“共建”和联合办学为主要形式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努力提高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高等学校招生、收费、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正在由试点阶段向推广阶段发展，要加强指导和管理，完善配套政策，使改革得以健康地进行。

三、依法加强对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完善学校自主办学的运行机制
（十二）举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坚持《教育法》确立的不得以营利为办学目的原则。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将其依法获得的收益和筹集的资金用于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对以办学为名，直接或变相地利用办学赚钱牟利的行为，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查处和规范。同时，要采取措施保护举办者的积极性及其合法权益。
（十三）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是《教育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要加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保证党对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加强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健全各级各类学校的内部领导体制。要完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和办法，保障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
（十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今后在依法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置进行审批或登记注册时，对符合办学条件的，应发给办学批准书或办学注册证。其中，具备法人条件的，应在办学批准书或办学注册证上注明具有法人资格。对《教育法》施行前已依法设立的，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核发。
（十五）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原则上应实行“一校一章程”。《教育法》施行前依法设立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凡未制定章程的，应当逐步制定和完善学校的章程，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不得侵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
（十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要对学校财产和办学经费加强管理，提高校产和资金的使用效益。面向社会举办的校办产业，应当进行企业法人登记，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校办产业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问题进行检查，坚决制止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假借学校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进行合作办学、转制试点及学校终止时，要认真核查学校资产，明确产权关系，防止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继续办好所办的中小学。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时，确需分离企业自办中小学的，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统筹安排，平稳过渡，防止教育资源的流失，不得减少教育投入，不得影响学生上学，不得降低教育质量。

四、重视教育法制工作，抓紧制定《教育法》的配套法规，加强教育执法与监督
（十七）为全面贯彻实施《教育法》，国家教委拟定了《教育法》的主要配套法规计划，并抓紧进行调研起草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立法权的市，要以《教育法》为依据，加强地方教育立法工作，及时规范和调整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十八）国家教委正在进行教育法规的清理。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实施《教育法》的要求，认真做好对现行地方性教育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清理。对与《教育法》相抵触的内容，要按照法定程序尽快修改，或由有关机关明确宣布废止。
（十九）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结合机构改革，加强教育法制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有教育法制工作的职能机构或承担此项工作的人员，负责有关教育立法、执法的归口、指导和服务工作。教育行政部门内部的各业务职能机构，也负有按照职责权限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职责，依法查办教育违法案件。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发现有教育违法行为的，有权建议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派驻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监察、审计机构在其职责权限内，查办有关的教育违法案件。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教育法制队伍建设，充实教育法制队伍，提高法制工作人员的素质。凡履行教育执法职责的专门人员，要经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二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法制工作职能机构，要依法做好本部门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应诉工作。同时，还要认真做好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对本行政机关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受案和处理工作。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和健全教育行政处罚制度，明确实施行政处罚的职责，完备实施行政处罚的规则。对《教育法》及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中规定由教育行政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权限，负责实施。教育行政处罚决定，由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作出，并根据需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按照《教育法》和《教师法》的规定，建立和健全教师、学生的行政申诉制度。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生的行政申诉，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受理。各级各类学校还应建立和健全校内的申诉制度，维护教师、学生的合法权益。
（二十一）根据《仲裁法》的规定，逐步建立教育仲裁制度。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教育合同争议或财产纠纷，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前提下，通过仲裁进行裁决。在各地仲裁机构调整、重新组建的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商请有关部门把有关的教育争议纳入仲裁机构的受理范围。
（二十二）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协助同级人大开展教育执法监督检查，进一步发挥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法规执行情况的行政监督职能，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密切协作，充分发挥各级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在解决教育纠纷，维护教育法律关系主体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要积极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对重大案件的查处适时曝光，扩大教育执法活动的影响。要建立重大教育违法案件的报告制度，下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告重大案件的查处情况。